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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繼明:革命文化是維系民族長盛不衰、國家興旺發達的強大精神動力

        作者:思想火炬 發布時間:2018-10-04 21:34:16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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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按:革命文化不僅將某一特定時間序列中各種有關革命的物質和精神因素加以累積并以一定形式呈現出來,而且還能通過認同機制把社會中的異質性因素轉化為革命(建設)中的同質性力量,從而形成維系民族長盛不衰、國家興旺發達的強大精神動力系統。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走過了“站起來”“富起來”兩大歷史階段,堅定地走向“強起來”,傳統意義上的“革命文化”被賦予新的使命,并被有機地熔鑄于社會主義文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事關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黨的前途命運以及國家長治久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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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熟的政黨,必然敢于直面時代問題,也必然敢于回應時代呼聲。伴隨著鴉片戰爭以來近4萬萬中國人改變自身處境及民族命運的歷史選擇,隨著中國的革命斗爭和社會建設各階段的發展,革命文化不斷豐富其內涵并獲得新的表現形式。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習近平明確指出,包含革命文化的社會主義文化“源自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歷史所孕育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熔鑄于黨領導人民在革命、建設、改革中創造的革命文化和社會主義先進文化,植根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從腥風血雨的革命歲月,到篳路藍縷的建設時期,再到克難奮進的改革開放新時代,革命文化都以一種強烈的人民訴求、時代和精神需要,內化為對民族前途的擔憂、百年屈辱的抗爭和民族未來的企盼,同時也是政黨提供的成熟主張,以“共同的歷史經驗和共有的文化符碼,為我們提供了變幻的歷史經驗之下穩定不變和具有連續性的意義框架”。在該意義框架內,革命文化如同原子裂變,持續釋放著自立自強的精神張力,凝聚思想共識。

          在任何時代,保持民族國家的獨立、完整和持續發展都是一項重大工程。面對列強入侵、地主階級封閉保守的殘酷統治、官僚資產階級的殘酷壓榨,舊中國土地被瓜分、人民被屠殺、資源被殘酷掠奪等種種慘狀,如果沒有抗爭,中華民族恐將亡國滅種。這時,最為迫切的是把全國各種具有異質性特征的思想和行為轉化為具有同質性特征的整體性系統運動,從而把農民階級、無產階級、開明地主階級以及民族資產階級等分散、孤立、自發或朦朧的自覺意識統攝到擺脫殖民奴役,尋求民族獨立、國家振興、人民富強的整體性認知和社會行動中來。把人們對民族命運的普遍關切與現代民族國家的革命敘事深度關聯起來,從而鋪陳出一種現代中國“救亡圖存”的意象,向處于存亡厄境的億萬民眾提供一幅新的民族解放圖景,“從此,中國人民謀求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斗爭就有了主心骨,中國人民就從精神上由被動轉為主動”。由此,無論是作為共產黨救國救民的宏大敘事還是作為普通一員的民族國家想象,革命文化把中華大地的每一份子有機聯系起來,不斷喚起民族覺醒,激發革命斗志,匯聚革命力量,形成思想共識,組建具有共同革命旨趣的“共同體”。在歐洲,革命文化的內涵經歷了描述自然物體的運動到賦予其改變命運的進步意義。在最初的含義中,“革命”指向天體時空運動,隨著歷史的演進,16、17世紀開始指向“命運的變化”“人類事務的偶然變動”“人類時間流程中突發的變故與混亂”,開始具有了革舊鼎新、改變命運之含義。18世紀法國大革命爆發,啟蒙思想家的革命觀在歐洲大地上有了一次成功實踐,充分證明了一個重要原理,即革命必須由受壓迫和剝削最苦的階層來完成,革命必須采取必要的甚至暴力的手段來推翻舊有秩序建立新秩序。在中國,革命文化從最初“改朝換代”以改變“天命”向救亡圖存、民族振興轉變。正如孫中山所言:“革命之名詞,創于孔子,中國歷史,湯武以后,革命之事實,已數見不鮮矣。”1840年,列強入侵敲碎了中國閉關鎖國的“迷夢”,用堅船利炮叩開了國門,中華民族近代史上苦難深重的一頁翻開了。深重的亡國滅種危機,激發了中華兒女濃郁的憂國憂民情懷。毛澤東、周恩來、瞿秋白等中國革命早期領導人在積極吸收傳統革命文化資源上,發展出了具有中國特色和時代背景的革命文化。毛澤東曾對其下過一個經典定義:“革命文化,對于人民大眾,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準備;在革命中,是革命總戰線中的一條必要和重要的戰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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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文化認同離不開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有一個由一批先于大多數被動反抗的覺醒了的人們組成的政黨組織作為堅強的領導,他們擔負著動員、領導、組織民眾的歷史重任。誕生于熾熱的革命環境中的中國共產黨最先覺醒,他們啟發、動員和組織四萬萬同胞,讓民眾認識到社會性質的變化,認識到民族、國家的前途,更認識到革命的性質、途徑和前途。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敏銳地感知到人們對民族前途的焦灼,意識到革命文化對創造“救亡圖存”的革命意向的積極作用。沒有革命文化來激活麻木的吃蘸上革命者鮮血的“人血饅頭”來治肺癆的普通民眾、凝聚一盤散沙的社會階層人士、振奮彷徨無助的民族精神、昂揚自發覺醒的民族斗志,中國人民的革命就不可能轉為自覺革命,“影響中國20世紀命運和決定其整體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三座大山”的殘酷壓迫,使中國人民具備了思想、愿望、情感向革命轉化的基本條件。共產黨的革命主張和所描繪的革命前景產生了時代共鳴,革命文化迅速聚集起巨大的民族整體性力量,“原來近代中國革命,是由帝國主義底壓迫所引起。中國整個民族,都在帝國主義底鐵蹄壓迫之下。所以中國革命的原始動因,是反抗帝國主義底壓迫,解放整個被壓迫民族”。就連20世紀20年代初來華講學的羅素也看到:“中國如果不變成尚武的國家,或者列強不變成社會主義國家,那么中國的經濟難免要為外人所控制,這是因為資本主義制度在本質上形成了弱肉強食的關系,無論在本民族內還是民族之間。但中國變為尚武的國家,也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最終唯一的解決辦法是社會主義在歐美取得勝利。”

          二是有一個先進的理論——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無數的社會革命表明,沒有先進理論作為指導的革命,注定是失敗的革命。無數仁人志士,包括中國的幾大階級——地主階級、農民階級、民族資產階級都試圖給出自己的探索和答案,因為指導思想與中國的革命現實和民族命運不符,都以失敗告終。中國共產黨人在早期的革命活動以及十月革命的啟迪下,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科學理論,從而開辟了中國近代革命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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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找到了改變現狀的方式和手段,即通過無產階級領導的暴力革命而不是別的階級或別的方式來實現。在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歷史背景下,個體能否生存、民族能否延續、種屬能否保留引發了中華民族“救亡與復興”這一壓倒一切的主題。改良、妥協都不能改寫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境況,唯有革命才能改變亡國滅種的命運。中國共產黨認識到,唯有以革命的暴力來反對反革命的暴力,才能實現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的獨立。謝覺哉在1940年也談到:“不論哪種革命,總是反抗壓迫。統治者不許我們自由,不和我們講平等,不采取我們的意見,一味壓迫,——壓迫即是不民主,于是我們就要革命,革命是爭取民主,推翻反革命是推翻不民主。”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也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通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和國內革命戰爭等波瀾壯闊的“武器的批判”運動,我們實現了以獨立、自由和民主的新中國取代腐朽沒落的舊中國的重大歷史進程。

          四是以傳統文化為思想養分。中華民族5000多年文明歷史孕育了優秀、厚重的傳統文化,譬如“‘自強不息’的奮斗精神、‘精忠報國”的愛國情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意識、‘舍生取義’的犧牲精神、‘革故鼎新’的創新精神、‘國而忘家,公而忘私’的奉獻精神”。革命文化以優秀傳統文化為其思想養分來源,并且與時代特征相結合,從而富有鮮明的時代特征、民族特色。1938年,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提出要通過“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賦予富強獨立的民族國家想象,為革命文化注入“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精神特質,其實質是對民族文化傳統的繼承、對中華民族精神的延續。1944年,毛澤東與英國記者斯坦因有一段談話,集中體現了共產黨人在這方面的主張。毛澤東說:“我們信奉馬克思主義是正確的思想方法,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忽視中國文化遺產和非馬克思主義的外國思想的價值……我們的態度是批判地接受我們自己的歷史遺產和外國的思想。我們既反對盲目接受任何思想也反對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們中國人必須用我們自己的頭腦進行思考,并決定什么東西能在我們自己的土壤里生長起來。”

          落后就要挨打的血腥教訓,改良未必成功的彷徨與掙扎,流血犧牲救亡圖存的圖景,交織成一幅特殊時代的畫面,關于未來獨立、自由、富強的現代化新中國的圖景從先進個別認知,逐漸引領、匯聚成主流的群體意向。將近百年的革命斗爭形成了“不畏難,不怕死,為主義而犧牲”的井岡山精神、“堅持信念,堅忍不拔,逆境奮斗,樂觀向上”的長征精神、“實事求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延安精神、“務必繼續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的西柏坡精神等。這些革命文化,經過不斷選擇、融合和重組,在整合中外優秀文化思想的基礎上結晶為具有特定內涵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形態。應該說,這樣一種文化樣態,醞釀于近代,形成于“五四”后,成熟和發展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是一種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傳統文化為根底、以人民利益為旨歸、以民族振興為己任,植根中華大地、反映中國現實、凝聚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獨特思想與精神風貌的文化。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毛澤東強調,中華民族不能放棄優良的革命精神,要以全新的精神風范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將革命進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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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有著堅強脊梁和韌性的民族總是善于把受到的傷害以“彎枝”的形式強烈反彈出去,受傷越深,反彈越有力。百年的屈辱,中華民族的“彎枝”被壓抑到了一個歷史的低點。民族國家的建立以及改革開放的春風使“彎枝”的反彈以史無前例的方式迸發出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社會的主要矛盾發生了轉變,革命的目標和任務也已變化,不再以暴力手段為主基調,也不再以政權的推翻為目標,革命任務從“站起來”轉向“富起來”和“強起來”,轉變為建立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轉變為謀求民族復興和人民幸福。自我與主流價值觀之間的內在一致性,通過時代事件得以表達,呈現為抗洪、抗震、體育競技及建設小康社會等共同精神力量,從而在長期的實踐中,不斷積聚起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和偉大復興的精神動力及物質基礎。因而從根本上說,“革命”孕育了新的內涵,其主旨轉變為改革、發展和不斷積累的過程。而新的革命文化認同則以其強大的精神力量為紐帶形成整個社會動態穩定的合力格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這一歷史階段,一方面,革命作為一種暴力手段的認識在以一種認識慣性和制度剛性而得以延續;另一方面,毛澤東等革命領導人也認識到,新的形勢下,“革命”形式和內容也發生了變化。雖然毛澤東提出“不斷革命”口號,但他也賦予“革命”新的內涵——把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兩個方面結合起來。1956年提出要向自然界開戰,革技術落后的命,這是一個以建設為主題的革命;1957年又提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新概念,這是一個以階級斗爭為主題的革命。毛澤東認為兩種革命相互促進。而鄧小平更加看重生產力革命,他賦予“革命”以更大的包容性和更強的生命力,在他看來,解放生產力,掃除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是新形勢下革命的本質意義及要求,“改革的性質同過去的革命一樣,也是為了掃除發展社會生產力的障礙,使中國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變革”。由此做出新的判斷: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一場深刻的、偉大的革命,任何革命都是掃除生產力發展的障礙。這就抓住了新時期“革命”的要害、靈魂和本質。正如習近平指出的,“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于,完成了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實現了中華民族由不斷衰落到根本扭轉命運、持續走向繁榮富強的偉大飛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改革開放進程加快、經濟體制急劇轉型、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市場意識“啟蒙”甚至“重塑”了人們的思想。人們的“個體意識”不斷蘇醒,商品經濟、消費主義重塑著人們之間的內在關系,“革命文化”所蘊含的倫理觀念和理想追求有著“月印萬川”的個人精神建構與導向作用。這種建構作用對于彌合日常生活的實際構成與政治結構的象征秩序之間的分裂,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一些反映主旋律的文藝作品通過精心策劃,旗幟鮮明地重構著“革命文化”的精神認同空間,如《張思德》《戰狼2》等影片,鮮明地表達了“革命文化”的共鳴和認同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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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廉斯曾對文化有個定義:“文化是一種整體的生活方式。”這個定義對革命文化認同有很多重要啟示:文化是日常的;文化既是個體的更是社會的、整體的。“日常的”表明革命文化認同必須接地氣,有親和力,能讓人聽得懂和看得明白,這樣才能成為一種潛移默化的持續性影響人們的東西。唯有如此,才能最大程度地讓個體把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與個人幸福、群體出路、社會進步和發展連接起來,只有建立了這種聯系,個體和社會才有出路;而既是“個體”也是“整體”的,則表明了微觀個體與社會整體之間的辯證關系,也表明了革命文化認同的結構性特征。總的來說,革命文化既是其創立者的主觀體悟、感受與需要,也反映了一個時代由個體感受與需要匯聚起來的民族吶喊。

          一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安全觀的高度,增強構建革命文化認同的使命感,不斷增強意識形態領域主導權和話語權。作為民族文化重要的傳承者和表現者,一方面,革命文化應該在精神上與傳統文化尤其是優秀傳統文化保持深刻的聯系,建構具有民族獨特氣質的革命文化;另一方面,將革命文化扎根于現實文化土壤,從鮮活的生活中尋找和挖掘潛藏的民族性是革命文化的出路和發展方向。在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時期,革命文化不是不重要了,也不是可以“冷藏”起來了,相反,應該站在國家安全的高度,在傳承與創新的動態過程中,不斷豐富和發展其時代內涵,使其處于“保鮮”狀態,以引領新時期的社會建設,“歷史、現實、未來是相通的。歷史是過去的現實,現實是未來的歷史。只有正確地認識歷史,才能正確地認識現實,并以史為鑒,查往知來,創造更加美好的明天”。革命文化安全觀要注意五個基本判斷標準,即看能否形成正確的政治傾向和價值導向、能否形成民族的和優秀的文化主導地位、能否控制不安全因素以文化載體或項目的方式進入社會、能否體現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能否促進社會共同理想信念的形成。

          二是以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高度,增強構建革命文化認同的正確歷史觀,正確評判和審視革命文化。“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諫太宗十思疏》)。弘揚革命文化,應以本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價值基礎,積極吸收反映人類共同利益的新價值,總結已有經驗,用與時俱進的創新理論指導發展著的實踐。1938年,毛澤東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提出中國共產黨人要做“從孔夫子到孫中山”的總結者和繼承者時說:“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對于指導當前的偉大的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1973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又對“從孔夫子到孫中山”作了新的指示:“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應該總結,從烏龜殼到共產黨,這一段歷史應該總結。”毛澤東在這里用“烏龜殼”(即甲骨文)來比喻比“孔夫子”更為古老的中國傳統文化,而“共產黨”則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思想武器,作為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社會主義先進文化。1980年12月25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用“五種精神”精辟闡釋了革命文化的偉大歷史功績,并對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時代價值作了充分肯定。習近平反復強調:“沒有先進理論的指導,沒有用先進理論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的領導,沒有先進政黨順應歷史潮流、勇擔歷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犧牲,中國人民就無法打敗壓在自己頭上的各種反動派,中華民族就無法改變被壓迫、被奴役的命運。”

          三是以關切民生福祉的溫度,堅持意識形態發展與利益調整相協調的規律,“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民眾就是革命文化的無限豐富的源泉”,革命文化源于人民決定了文化必須服務于人民,這是“革命文化”在文化主體和功能上價值取向的基本定位。利益是人們行動的重要動力,人們的奮斗都與自己的利益有關。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指出:“‘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從人民利益和民族前途的歷史觀照出發,注意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在和平建設時期更是如此。正如鄧小平所言,“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利益主體是多元化的,同時,又要從政策上、思想上統一利益主體。在堅持人民主體價值觀的同時,增添價值主體可分解性的特征。黨的十九大報告開宗明義:“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這個初心和使命是激勵中國共產黨人不斷前進的根本動力。”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革命文化也需要對自身來一場革命,在繼承其精神內核的同時,也要賦予其新的內涵,調整其利益表達機制,以更好激發其時代張力。

          四是正確判斷歷史方位,理順民眾看待社會變遷的觀念與態度,激發使命意識和歷史擔當。從革命戰爭到社會建設,從民族獨立到國家復興,社會主題發生了變化,國際坐標和參照系也發生了變化。如果不能以正確的歷史意識來確定民族發展的歷史方位,就不能準確把握民族的當下與未來,就不可能觸動歷史進步的神經。有人喜歡把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進行橫向比較,而忽視了自身的發展變遷,這就很容易把社會矛盾和問題看作落后與必然,而不能以辯證的眼光看待社會發展。無論是面向過去不思變革的怠惰,還是面向貧窮落后國家的自我感覺良好,亦或是面向發達國家的“自卑”,都不是正確的發展眼光。在改革開放40年的今天,“外國的月亮就是圓”以到日本“背馬桶蓋”,到韓國搶“中藥”為變種,呈現為新時代的“不自信”。唯有自覺把握世界歷史進程,正確判斷歷史方位,“對世界歷史發展的趨勢作出客觀審慎的評估;對本民族或國家生產力水平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的認識;對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信心與能力的持有;用歷史機遇的眼光來看待民族發展與世界發展的關系;積極引進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才、科學技術知識和裝備;主動實行社會體制和社會結構方面的變革與創新等等,使自身發展接近或趕上世界發達國家的水平”,才能正確處理好“差距”與“信心”的關系,激發使命意識和歷史擔當,更加自覺地參與社會建設。

          五是客觀認識革命文化的歷史價值和當代意義,維護好人民群眾的“精神武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的革命斗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到改革開放前以及改革開放后這幾個歷史時期,既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但本質上都是黨領導人民進行改變民族命運的實踐探索。無論哪一個時期,都需要弘揚革命文化的精神內核,轉化為社會建設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動力。習近平曾說:“蘇聯為什么解體?蘇共為什么垮臺?一個重要原因是全面否定蘇聯歷史、蘇共歷史,否定列寧,否定斯大林,搞歷史虛無主義,思想搞亂了。”市場經濟的逐利意識使越來越多的人對貨幣的通兌性過于癡迷,迷戀實物所帶來的消費愉悅和使用感受,而忽視了維護能帶來心靈寧靜和精神升華的內在秩序。

          進入新時代,“革命”突破了狹義的暴力革命觀,被賦予了具有時代氣息的新內涵。鄧小平認為:“革命是解放生產力,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使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獲得解放,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產力。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后,還要從根本上改變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體制,建立起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促進生產力的發展,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產力。”在此基礎上,江澤民提出以新的創業精神來推動建設實踐,“偉大的實踐需要偉大的創業精神來支持和鼓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積極探索、勇于創新,艱苦奮斗、知難而進,學習外國、自強不息,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同心同德、顧全大局,勤儉節約、清正廉潔,勵精圖治、無私奉獻,這些都是應該成為新時期我們推進現代化建設所要大力提倡和發揚的創業精神”,并認為“穩定是發展和改革的前提,發展和改革必須有穩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這是我們付出了代價才取得的共識”。2008年12月19日,胡錦濤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近一個世紀以來,我國先后發生了三次偉大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第二次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第三次革命是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引領中國人民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廣闊道路,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景。”

          六是深入研究文化傳承和發展規律,正確處理“一與多”的關系,提供豐富的精神食糧。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更好構筑中國精神、中國價值、中國力量,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革命文化的發展是一個連續性和斷裂性相統一的過程。在革命文化的傳承和復制過程中,改革開放使得異質文化不斷傳入,東西方文化不斷相互激蕩。這就需要處理好“一與多”的關系。這里的“一”就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就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首先要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就是要不斷適應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新形勢,要樹立正確的文化服務觀,就是要有一種“潤物無聲”的工作態度和執著精神,提供更多負載著真、善、美的價值取向的文化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其次要樹立寬廣的文化服務意識,始終牢記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我們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緊貼人民的各種文化需求,緊貼人民喜好的表現形式,緊貼人民融入文化的各種習俗和習慣。再次要弘揚優秀傳統文化,喚醒民眾對革命文化的親切感和認同感。

          “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馬,牛馬為用何也?人能群而彼不能群”(《荀子·王制》),呈布朗運動的社會個體如何凝結成具有一致性傾向的社會力量,是一個歷史的迷思。恩格斯曾給過一個“合力論”解釋,“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由此就產生出一個合力,即歷史結果”。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絕不是輕輕松松、敲鑼打鼓就能實現的。全黨必須準備付出更為艱巨、更為艱苦的努力”。實現偉大夢想,必須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需要全體中華兒女不斷奮進,勠力同心,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國夢的磅礴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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