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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瀚中:洗去污垢,發現“五七干校”原來是一個思想的大熔爐和照妖鏡

        作者:滄海之瓠 發布時間:2018-10-07 08:44:28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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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年輕人對“五七干校”恐怕知之甚少,但五十歲以上的人沒有不知道的。“五七干校”給中國人的印象是深刻的,尤其是進過干校的人。所以,時間雖然過去了四十年,但至今公知們仍然耿耿于懷。“五七干校”的功過是非,可謂眾說紛紜。

          年青一代想了解“五七干校”,大多是從網上去了解,而網上卻大多是一面之詞。盡管當時有大量介紹“五七干校”的出版物,但各大圖書館早已被當作廢品處理掉,只有收藏家手里或舊書店尚可尋覓蹤影。年輕人又有幾個有此耐心或時間呢?若能有助于人們了解歷史真相,若沖此文的目的就達到了。

        一、“五七干校”的來源

          “五七干校”,顧名思義,它是干部學校,所以普通的工農兵是無緣的。干校冠以“五七”二字,則是源于毛主席的指示。

          我們知道,新中國是在戰爭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建國初期是真正的“一窮二白,好畫最新最美的圖畫”。經過兩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工農業雖然有了很大發展,已經基本上做到了自給自足。但由于我國地緣廣闊,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到1966年,有些偏遠地區人民生活仍然存在困難。比如,海南島、云南西蒙山區等地,吃蔬菜還要到外地調撥,因為當地都不種菜。

          解放軍進駐這些地區以后,部隊供應緊張,就開始種菜,也種糧和養豬,伙食得到了改善。海南島原本沒有人種菜,看到解放軍的榜樣,當地群眾也學著種菜吃菜。因此種菜不僅改善了部隊和當地居民的伙食,也密切了軍民關系,對經濟政治都有益,可謂一舉兩得。

          于是,1966年5月2日,總后勤部(部長邱會作主持起草)將經驗進行了總結,編寫了一份《關于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生產的報告》,上報中央軍委。

          主要講海南島和云南西蒙山駐軍的生產情況。報告總結了種菜搞生產的好處:一、恢復了我軍的老傳統;二、為國家開墾一批農田;三、為國家提供一批糧食;四、全生產部隊仍可進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五、邊疆部隊搞生產,可以同發展邊疆經濟、建設國防結合起來,具有特殊意義。我們總的想法是:假如軍隊在戰備時期多搞點生產,在三、五年內為國家提供四、五十億斤糧食,這就等于準備好了大約七、八百萬人一年的軍糧。這是戰備的物資條件之一。

          總后勤部將報告呈送林彪批閱。5月6日,林彪報送給在杭州的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5月7日,毛澤東給林彪寫了一封信,原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來的總后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同軍、師兩級干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告軍委,然后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發出適當指示。請你酌定。只要在沒有發生世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很可能也成為一個大學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只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同樣,工人也是這樣,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農民以農業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么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于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1966年5月7日

          毛主席這封信涉及到工農兵學商及黨政機關等各個方面。比如,關于教育的:“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這封信講的主要內容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批轉“五七指示”,指出“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劃時代的新發展”。中央宣傳部起草、陳伯達修改、毛澤東審閱定稿的題為《共產主義宏圖》的《人民日報》社論,使“五七指示”家喻戶曉。“五七干校”正是為了落實“五七指示”而建立的、培養干部的全新社會大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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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真實的“五七干校”

          一直被精英們稱為“牛棚”的“五七干校”到底是什么樣的呢?根據毛主席的指示:“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事實上,“五七干校”也正是這樣一個場所,是學習和勞動的社會大學。一邊與工人農民一起參加生產勞動,一邊學習政治、軍事和文化,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做群眾工作,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斗爭。因此五七干校的生活是豐富多彩的。從現存資料和圖片看也是如此。

          全國第一所“五七干校”是1968年5月7日,黑龍江省慶安縣柳河農場,定名為“五七干校”。此時“五七指示”已發表兩周年。柳河的經驗材料被發現并上報到中央,毛澤東看到后,于9月30日批示:“此件可在《人民日報》發表。廣大干部下放勞動,這對干部是一種重新學習的極好機會,除老弱病殘者外都應這樣做。在職干部也應分批下放勞動。”

          于是,中共中央、國務院所屬各部委及豫、贛、鄂、遼、吉、黑等18個省紛紛辦起了“五七”干校。到1979年2月7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停辦“五七”干校有關問題的通知》止,10多年間,中央在各地創辦“五七”干校106所,先后下放的干部、家屬達10余萬人;各省機關辦干校有1497所。

          這些“五七”干校承擔了全國各機關的80%干部,都是“精兵簡政”精簡下來的。周總理說:“過去,中央政府直屬部門有九十個。現在只剩下二十六個。現在這些機構都由革命委員會管理,在每一個革委會中都有黨的核心小組起領導作用。以前,中央政府的行政人員有六萬多人。現在大約有一萬多人。”

          這段話是斯諾1971年訪華的記錄(見《漫長的革命》)。書中還說“那些換下來的干部到哪里去了呢?在北京,換下來的干部中大約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被送到通稱為‘五七干校’的農村中去了,……‘下放’到公社學校去,并不是為了懲罰,而據說被看作是黨內的繼續再教育。今后,除了最高級干部外,所有的人都要定期‘下放’,經受思想檢查,作為一種例行的政治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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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干校”都有獨立的院子,用圍墻圍起來了,像一個機關或學校。一般紅磚墻、蓋機瓦,建筑顯然比同時期的民房好多了。“五七干校”還有菜園子、食堂、鍋爐房、養豬場等等。平時與當地工人農民一樣從事生產勞動。除了工業品,“五.七干校”基本上做到了生活上自給自足。不管是誰,無論官有多大,學問有多高,進了“五.七干校”,都得勞動,當然分工不一樣。換句話說,每個干校成員要學習做一個自食其力的勞動者,能自理生活,不要人服侍。就是今天看來,這有什么不好呢?

          但幾千年來“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知識分子和官員們可不這么看。所以他們對干校的生活總是刻骨銘心。尤其是大知識分子集中的干校,今天都很有名氣,有些“五.七干校”還成為文物保護單位。像息縣東岳五七干校、咸寧向陽湖五七干校等。東岳五七干校位于東岳鎮小于寨村南部,創建于1969年,先后有文化名人錢鐘書、楊絳、沈從文、俞平伯、何其芳、吳世昌、余冠英、何西來、呂叔湘、丁聲樹、胡繩、任繼愈、金岳霖、孫冶方、顧準、吳敬璉等在這里工作學習勞動過。咸寧“向陽湖”有冰心、沈從文、臧克家、張光年、馮雪峰、郭小川、周汝昌等著名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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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陜西省楊梧五七干校留念一組

        三、文化人眼中的“五.七干校”

          自從1979年停辦五七干校以來,當年干校學員爭相辱罵五七干校,污水橫流。五七干校儼然成了毛澤東的又一罪過。百度百科“五七干校”詞條竟說五七干校“是一種‘變相勞改’的場所。”

          不錯,五七干校就是一種對干部及知識分子頭腦中的各種舊思想通過勞動進行改造的學校,不是什么“變相勞改”的場所。從“變相勞改”這個詞來看,知識精英們的舊思想確實需要改造,而且改造的還很不夠。

          在潑向五七干校的各種污水中,“牛棚”是最常見的。上面我們講了五七干校的真實情況,干校那種機關小院似的居住環境顯然比工農住得好多了。可那些知識分子和官員們依然以“牛棚”相稱。為什么叫“牛棚”而不叫豬圈呢?沒看到出處。但我想可能有幾個原因:

          一是牛形象高大,也沒有貶義,叫牛棚不至于辱沒了自己;二是五七干校的建筑高大,叫豬圈實在名不符實,叫牛棚尚可。再說叫豬圈不等于罵自己是豬嗎?三是牛吃進去的是草,吐出來的是奶;即便不產奶也是任勞任怨的干活。魯迅不是有“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嗎?

          但事實上,牛棚一詞對五七干校是一種貶低,而對進干校的人卻是一種抬高。尤其是某些高級干部住的跟別墅一般,天天喝茅臺,也不用干活,實在與牛棚扯不上關系。

          公知們回憶五七干校生活的文章書籍不少,多數都是“慘痛的回憶”。各種污蔑充斥網絡,什么“‘四大名菜’令人作嘔”、“五七干校是慘痛歷史成就的一個地方”、“干校蒙難紀實”、“文明的祭園”、“《牛棚日記》”(陳白塵)、《“五一六”:一個刻骨銘心的莫須有故事》等等,諸如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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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牛棚”的記憶并非都是灰色的。農民對五七干校的回憶就是美好的,對當年的故事如數家珍,甚至能清楚地說出當時連隊醫生的名字。當時在農民中流傳一時的關于干校干部的民謠:“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塊大金表。”(廖詠絮在央視紀錄片《大師的背影·向陽湖畔》拍攝紀實文章)。這首民謠形象的反映了農民與干校學員的真實差距。何況“蹲牛棚”的人是保留工資待遇的,不像農民靠天吃飯,他們不過是為了“勞動鍛煉”。

          農民樸實的感情自不必細說,知識分子中也有人能正確對待和評價五七干校,甚至還很有感情。

          楊絳曾經說,她和錢鐘書在“五七干校”度過了一生中最有意義的時光。雖然時間不長,但是影響深遠。她的《干校六記》記述了與當地農民的故事。一天,有位老大娘帶著一個小女孩來到干校的菜園,撿了一些干老的菜幫子。楊絳問:“那些干老的菜幫子撿來怎么吃?”小女孩回答:“先煮一鍋水,揉碎了菜葉撒下,把面糊倒下去,一攪,可好吃哩!”此后,楊絳經常在生活上幫助他們,還對小女兒的學習進行指導,彼此之間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就是這部根據“五七”干校的親身經歷寫成的紀實散文集《干校六記》,獲得了1989年全國首屆優秀散文(集)獎。《干校六記》由《下放記別》、《鑿井記勞》、《學圃記閑》、《“小趨”記情》、《冒險記幸》和《誤傳記妄》6篇散文組成,反映她在息縣東岳“五七”干校種菜、干活以及與丈夫錢鐘書在一起的難忘經歷。

          故宮研究員兼副院長單士元老先生對向陽湖干校有高度評價:“向陽甘棠,桂香滿天,靈芝鋪地,如入仙境。每一念及,令人神往。”王世襄先生既看到底層農民生活的貧窮與艱難,也表達了自己對學無所用而虛度年華的憂傷。“日斜歸牧且從容,緩步長堤任好風,我學村童君莫笑,倒騎牛背剝蓮蓬。”一幅多么天真美好的田園風情畫!

          五七干校既是一所名符其實的社會大學,也是一個思想的大熔爐,還是一個文藝作品的催產房。許多詩人和作家以此為題材,創作出了優秀的作品。而收獲最多的當數錢鐘書先生。1972年3月,在周恩來總理的特別關照下,錢鐘書、楊絳夫婦作為第二批“老弱病殘”人員結束了兩年的干校生活,離開東岳“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正是在這段時間錢鐘書寫成了他的名作《管錐篇》,這部一百三十萬字的巨著,從五七干校回京五個月后即定稿。本書是錢先生的代表作之一。書中錢先生對《周易》、《毛詩》、《左傳》、《史記》、《太平廣記》、《老子》、《列子》、《焦氏易林》、《楚辭》以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等古代典籍進行了詳盡而縝密的考疏,體現了深厚的文化底蘊,代表了目前學術界的最高水平,榮獲首屆國家圖書獎。

          臧克家因病從五七干校返京后,將寫于1972年的57首詩(象征五七干校)編成詩集《憶向陽》。但這本正面描寫五七干校生活的絕句體詩集1978年3月出版后,卻受到姚雪垠的尖銳批評。這可以說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全面否定“文革”之后,文壇上的第一樁論辯性公案。

          在公知們紛紛向五七干校潑臟水時,錢鐘書、楊絳夫婦卻能正確評價這段歷史,他們在干校生活期間創作或以干校為題材的作品雙雙獲獎。在一片非毛聲中,錢鐘書獨具慧眼,他說:“反了毛澤東,中華民族的災難就生了根。總有一天這個民族是要集體為它付出代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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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七干校和文革到底要不要搞?“五七干校”雖將那些高高在上的干部、文人拉入農民工人中間,親自體驗到工農的疾苦,但離平等的人間大同還有很大距離。因為他們許多人只看到自己那點事,對人民的疾苦視而不見,事后還公開污蔑誹謗五七干校。所以共產主義的大同理想還有相當遙遠的路要走。

          現在一些知識分子看到官僚腐敗雖然心生不平,開始感覺到毛澤東的擔憂和做法不無道理,但是他們許多人依然不能完全領會毛澤東的苦心,他們的結論依然是:“不能再發生文化大革命了!”歷史到底會如何前行,得聽聽人民的回答,因為歷史是由人民書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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