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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慶東: 三俗三不第一課

        作者:孔和尚公共號 發布時間:2018-10-07 01:15:50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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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學好,我們開始上課了。

                這個學期的課,開始得有些晚,已經到九月下旬了,才排到我的課。我本來都準備好上個禮拜上課了,上個禮拜要上課的時候,忽然接到通知:“孔老師,不要表現太積極。還沒輪到你上課。”有點小尷尬。我們小時候說:“大班長,顯積極,腦袋扣個西瓜皮。西瓜皮——掉了,大班長——笑了。”只好尷尬地笑了。我們這個時代是個不鼓勵顯積極的時代。沒事兒上什么課啊?沒事兒上課屬于“尋釁滋事”,不但不會受到表揚,可能還要遭到懲罰,甚至是“繩之以法”。所以還是要老老實實地“依法治國”。盡管我們都知道,依法治國是絕對錯誤的,甚至是罪惡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先進的文明是依法治國的。依法治國的惡果,我們看見過無數,以后還必將看見更多更血腥、更暴力、更非人的事件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我曾經在一篇文章里,寫我研究生的生活。每個研究生宿舍如何打水?小問題吧?這就鮮明地呈現出依法治國好不好。我們宿舍是不依法治國的——人人都搶著打水,壺里永遠都是滿滿的,只要一個壺空了,馬上就有人去打水;我們隔壁的宿舍是依法治國的——四個人,嚴格地規定了打水的時間,每個人一天半,四個人加起來六天,禮拜天空閑。從理論上說,每個人只要熬過自己的一天半,就可以凈等著喝別人打來的水,所以每一個人在他打水那一天半的時間,總是不在。你說他有什么錯誤嗎?誰都沒什么錯誤,法無禁止即可為啊。所以每個人打水的一天半,都到我們宿舍來喝,這就是依法治國。而且時間長了,這個宿舍人際關系非常惡劣——彼此詆毀,彼此排擠,彼此挖坑,而一切又都不違法,都非常合乎資產階級文明。一個一個都會說一套資產階級話語:人性、民主、人權。從這樣一件小事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個社會是如何從毛主席的時代人人爭著打水,到這個時代人人都不打水,企圖去喝別人的水。這還算好人了,沒往水里給你下毒呢。

          我們現在的公檢法部門,一個重要的職責,不是抓壞人,而是好心地提醒廣大人民群眾,小心這個小心那個——上街小心被人家搶了偷了,買東西小心被人家騙了。你看我們的派出所都變成知心大哥了,擔負起中央電視臺的責任了。而他們貼的信息、發的標語,又充滿了那么多的錯誤——思想錯誤、表達錯誤、政治錯誤、語文錯誤。這些事情是不是和我們要講的通俗小說有點關系?我也不能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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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學期我給大家開的這門課,對于大家來說是很不重要的課。它是一個公選課,它不是你的專業基礎課,也不是你的專業選修課,也不是北京大學規定的通選課,完全是你隨便愛選不選的這樣一個課。我想大多數同學選這樣的一個課,大概只是想要一個學分,或者要一個稍微好一點的成績。但是我要告訴大家,我這個人打分手一點也不松。我寧可一個人都不選我的課,也不會把一個80分的成績,給成85分;我只會倒著來。其實我是一個非常保守、頑固的人。

          我小的時候有一場運動叫“批林批孔”。批林批孔運動中說:“孔老二是花崗巖的腦袋。”這是貶義,但是我覺得有時候看一個稱呼要超越褒貶,看它說的是不是實際情況。我覺得這個比喻是非常正確的——孔子的腦袋就是花崗巖的,就是打不破的。孔子的腦袋是花崗巖的,魯迅的腦袋也是花崗巖的,毛主席的腦袋也是花崗巖的。你要想成為偉人,就得有一顆花崗巖的腦袋。不為世俗所動、不為權力所動、不為金錢美女所動:這就是孟子講的大丈夫的精神。
          我在開學之前,該致歉的地方,都事先要向大家致歉。我這個課,純粹是個沒用的課。一定是你多余的精力用不完,有點兒閑工夫,有點閑愛好之后,才來做一點庸俗的事。這是我先要跟大家講的。由于我準備上個禮拜上課,沒想到這個禮拜上,所以我今天第一次的內容做一點壓縮。我簡單介紹一下這個課相關的信息,然后我就直接講課。在座的有些同學可能沒有做好選課的準備,并不打算聽我胡說一些東西,只好委屈你,跟著大家胡亂地腦子里灌一些沒用的東西。我很抱歉,占用了你的腦細胞。

          我是學魯迅的,魯迅告訴我們: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不占他人的心地。我們一般不占人家便宜——不占人家金錢的便宜,不占人家空間的便宜,不占人家時間的便宜;但是我們總是隱隱約約希望對方記住自己。這在魯迅看來,仍然不是高級的境界。你干嘛希望人家想著你,你干嘛要占據人家心靈呢?最好的愛,是讓對方都不知道你愛他,連一絲對方的心靈都不占用。比如說最近要過中秋節了,我上午去辦公室,發現收到了一些禮物。有的人送我一塊月餅,送我一個什么什么吃的——沒有署名,上邊就寫著:“孔老師我是您的粉絲”,“孔老師請您嘗嘗”,“孔老師我愛你”。我看了之后心里特別爽。因為他沒有署名,我根本寫日記都沒法兒寫,不知道是誰送來的,所以我就白白地獲得了一份幸福。我覺得這些人,他不一定讀過魯迅,不一定從哲學角度知道這是一種多么高的境界,但他做這個事兒的時候,竟然沒有署名,他本能地沒有署名。我覺得他就自然而然地達到了一種超一流的境界。我們人只要秉著一顆本心,誠實地對待自己,秉著一顆善心,不一定要學多么高深的哲學。

          現在知識都平均化了。你到北大來上學,和你到東大西大南大上學差不多。你在別的地方也可以聽到北大老師的聲音。我們北大學生到底高在哪里?我們如何超越這個高科技的時代?不論科技如何發展,即使國家不給北大撥錢了,我們北大學生永遠站在時代潮頭。我們高在哪里?這可能是這個時代給我們提出的一個新的問題。

          下面我來介紹一下我們這個課的信息。這個課叫“現代通俗小說研究”。課的名字,往往跟內容不是百分之百吻合的。由于我們現在是依法治國的——大家懂的,依法治國有多少罪惡——老師不能隨便開新課。你也可以開新課,但是麻煩多多——要申請、要填表、要批準、要匯報等等。你給我多少錢,給我添這么多麻煩?我憑什么要經歷這么多麻煩?我又無求于你。說得直白一點:我跟北京大學之間誰求誰呀?我沒有必要折騰這些,所以我就報了一個原有的課程,只要通過就行。即使我花言巧語另編一個特別時髦的名字,我講的還是這些。也就是說,你有你的依法治國,我有我的毛澤東軍事思想。我們不要太在意名字。

          名字的問題,是我們中文系的一個大問題。孔夫子早就講要“正名”。可是我們要很好地理解孔夫子正名的思想,就必須結合老子講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常名也叫恒名,避劉恒的諱。什么叫常名,什么叫恒名?要把這個名看透,要看穿,要重視這個名,但重視完了又要不重視。在每個問題上做到這個境界,你就打通了儒釋道。所以當我們用儒家的思想考慮問題的時候,一定要參考道家、佛家。當然,不是說我們名字叫現代通俗小說研究,然后故意講古代的先鋒小說——那是不對的。

          我以前的講課方法是很老式的,按照時間順序一段一段的,像講文學史一樣,按照時間。這一次我想帶著問題來講,把我要講的內容分成若干個問題。為什么要這樣講呢?因為是公選課,大家不一定是中文系的,對于你的專業來說,沒有直接的幫助。我講這個課,我總是要想:我這個課對人家學生有什么用。人家可能是學國政的,學教育的,學社會學的,學物理的,還有北醫的,人家憑什么選你這門課呢?你按照時間一段一段很系統很完整地講下來,對他沒用啊。他不需要這么掌握,他需要的是單刀直入切入他的人生,直接對他的人生有幫助。不要講得這么高大上,講得庸俗一點:他需要跟人“白話”。他需要跟他的小伙伴炫耀他上過哪門課、掌握了哪些知識的時候,你要想他在他那個場合,他有什么可說的。我覺得這才是有用的課。不論你這個課得多少分,或者你只是旁聽,二十年后,你偶然有一次跟人家談到張恨水,你就是那個空間里張恨水的專家。那個時候你一想:忘了哪個學期,聽過一門課叫通俗小說研究,也忘了這個老師長啥樣,反正比較討厭,但是他講的東西有用。這就行了,發生實際效應了。所以我覺得我們當老師的,除了自己好好研究學問之外,要經常想一想:“你的工作,到底給人家帶來什么好處了?”要不怎么好意思拿國家一份兒錢呢?盡管那個錢很少,但再少你也得想想,你憑什么拿這份錢。按照問題講,雖然遠遠也不能解決那么多問題,但是比按部就班、按著時間順序講要好一點。當然講到具體問題的時候,可能還是要按照一定的順序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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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俗”

          本課的要求,都是很庸俗的要求,沒有那么硬性。用我的話說,第一就是,聽點俗課。大家在北大聽的課都是高端的、高大上的,都是人類文明頂峰、科學頂峰。我們拿出若干分之一的時間,聽點俗課。我的課的名字是俗的,內容也是比較俗的——當然關于什么是俗,我們后邊可以探討。

          光聽課是不夠的,北大學生更厲害的是讀書。為什么每年都有一部分同學,不怎么認真聽課,但是學習很好?你不要以為他去玩兒去了,他是把時間都用在圖書館里讀書了。比如說我上本科的時候,北大圖書館的好多工作人員都認識我,因為有多少個下午、多少個黃昏,我就坐在書架前看書。那時候圖書館條件很差,我就在兩排書架中間,拿本書,坐在水泥地上,就能讀兩個小時,有的時候下班都不走。一定要讓圖書館工作人員都認識你、熟悉你,哪怕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你是哪個系的。我們應該在上課之外讀書,在這個時代特別要強調讀書。外邊都以為我們北大學生讀書多么刻苦,但是我是知道的,其實北大學生讀書風氣越來越不好。特別提醒一點,我們這個課是個無底洞。通俗文學是個無底洞,讀不完的,是汪洋大海。我自己也只讀了汪洋大海中的一勺。所以你要抓緊時間,有機會就讀點,不然什么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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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點俗課,讀點俗書之外,還要想點俗事兒。我覺得我們北大的學生,不需要強調求雅。你們都是一路求雅上來的。從學校到院系的開學典禮上,老師們講的那些報告,說得非常動聽的,總結起來,不就是鼓勵你們往雅了去嗎?不就是鼓勵大家高大上嗎?有沒有哪個老師鼓勵你們要俗,要走入民間,要與工農兵結合,要關心那些賣菜的、關心那些上訪的、關心那些被打得頭破血流的?我沒有在開學典禮畢業典禮上聽到這樣的號召。當然講其他的內容也對,那也是北大的傳統,也應該聽,但是我們是不是缺少了一維——缺少了想點俗事兒?要知道北大之所以為北大,因為它“俗”。北大是跟中華民族的命運息息相關的。如果有哪個時代,北大不跟這個民族的命運發生關聯,就不配是北大。不要去看網上的排行榜,那一點價值都沒有。那能證明北大的價值嗎?算算你的科研設備、招生數量,留學生多少,科研投資多少……那跟大學有什么關系?那跟大學毫無關系。什么叫大學,古人早告訴你: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你明德了嗎?你關心工農兵了嗎?所以少說你是北大學生。我最贊賞的北大學生,現在在監獄里關著,他為了捍衛工人階級的權利,被抓進了監獄。那才是北大學生,那才是李大釗陳獨秀的學生,那才是魯迅毛主席的學生,所以他是北大的學生。所以我們聽課讀書之外,要想點俗事兒。不要裝雅,裝雅是最惡俗的。敢于亮出自己的俗才是高雅。

        “三個不”

          我們這個時代信息多,鼓勵學生聰明、鼓勵學生質疑,這也都很好。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的是,要做到“幾個不”。

          第一,不妄言。九十年代以來的中國,都是鼓勵學生胡說八道——把胡說八道等同于一種懷疑精神。什么叫懷疑精神?你看看五四前輩,人家怎么說話,人家怎么質疑——那叫做有懷疑精神。有懷疑精神的前提是你有東西,你拿什么去懷疑?你得有懷疑的本錢。不能老師剛說“2+3=5”,你就說:“老師,憑什么2+3=5,不見得吧?”好像你多么高深似的。這就叫妄言。妄言是很吸引眼球的,妄言者有很多的觀眾,還有很多人給你喝彩,很多人敲邊鼓,但是最后你就把自己害了。妄言不如沉默。即使提問題也要注意,一個問題要把老師問倒。你提問題之前,自己要練習三個回合怎么回答。能查的問題,都不問;能自己努力解決的問題都不問。哪怕出門問路,一定憋得走投無路、暈頭轉向了才問。你看現在的人都成了路癡了吧——出門就開導航。有的人竟然不認識自己家——我知道好幾個人都不認識自己家,因為他每次回家都是導航導的。原來覺得是笑話,現在這種人越來越多。

          第二,不自欺。我們現在社會的規范,能做到不欺騙別人,這已經是好人了。其實最根本的是不自欺——不需要外在的證明,不論外界評價怎樣,你自己評價自己。我們如果不能做到“每日三省”,你三天一省總行吧?給你減少九倍,你從每日三省變成三日一省,隔個三五天想一下自己,有沒有用心?是不是很多事兒糊弄過去了,敷衍過去了?在這個時代這是真正的學習。

          第三,從上課考試來說,很重要的一點,是說出來令人害羞的,就是不抄襲。在北大課堂上講不抄襲,這本身就意味著我們國家的墮落。北大學生還需要提醒不抄襲嗎?但非常遺憾的是,盡管提醒,仍然每學期都有抄襲。我們這個課的考試方式已經多么民主了啊,也不閉卷考試,我們期末考察方式就是請你寫一篇讀書報告。你隨便湊點字兒,碼點字兒——多么容易,為什么要抄襲呢?我一再強調,抄襲是我最憤恨的,最看不起的,最遺憾的。怎么說也是不合道德的,是傻的,是浪費自己生命的。考試就是個玩兒嘛,你為什么放棄玩兒的機會,把玩兒的機會給別人呢?就像我小時候過年,買不起那么多鞭炮,我就盯著旁邊鄰居家,他家有錢,買好多鞭炮,但他家小孩兒不敢放,我就幫他放。我心里想,這就等于他爸爸媽媽花錢給我買的。那他等于浪費了。我們考試也是一樣的,你干嘛買了鞭炮讓別人給你放呢?一定要養成不抄襲的好習慣。我以前總是批評留學生喜歡抄襲,后來我發現,我們中國同學也有個別開始抄襲了。

          我最不能容忍的是,有一些同學寫入黨申請書,竟然抄襲。這就是人品問題了。不管你是不是真心入黨,一個做人的起碼的道德標準喪失了。寫入黨申請書你還抄襲,你從小就缺乏自省精神。這還算個人嗎?這已經不是人了。前兩年有一次,我在中文系黨委,看了一大堆同學們的入黨申請書。我就憑著直覺拿出了若干份,我說這些肯定是抄的。然后領導說:“你為什么說是抄的?”我說:“你看這兩個,第一段一樣,再看最后一段也一樣,中間把自己寫進去了。”我說:“這些就不用考慮了,而且要把他記入黑名單。”這些人混進黨內,還得了嗎?我們都痛恨貪官污吏。貪官污吏不就是從大學走出來的嗎?貪官污吏都是我們曾經的同學,漢奸賣國賊都是我們曾經的同學,也都在宿舍里慷慨激昂過。所以,救國救民從宿舍開始。

          經常有同學問,孔老師是怎么給分的。我給分兒是完全符合依法治國的要求,完全按照國家教育部北京大學中文系有關規定。我給分兒是比較科學的正態分布,特別高的分很少,但的確有寫得好的,也要給高分。總的原則就是獎懲分明。其實這也是中華文化早就總結好的,我們古代對人就是獎懲分明。我們中國有這么悠久的偉大的教育學傳統,什么時候講過快樂教育?快樂教育就是禽獸教育,就是畜生教育。一定要獎懲分明,這才是教育的真諦。從孔夫子到諸葛亮,一直到曾國藩,一直到共產黨,都是直面現實,按照現實的實際情況去對人進行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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