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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昌明:論孫中山的“勝”與袁世凱的“亡”

        作者:錢昌明 發布時間:2018-09-30 20:20:56 來源:原創 字體:   |    |  

        ——漫談歷史發展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歷史發展有它的必然性,同時又具有偶然性。誠如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話,那末世界歷史就會帶有非常神秘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370頁,1966年人民版)

          孫中山與袁世凱,同為晚清歷史人物。兩人的政治追求不一,歷史作用各異;但卻有不少的“相同”點。

          兩人同為歷史“名人”,一正一反:前者為“中國革命的先行者”;后者曾以“竊國大盜”而聞名。兩人同為“清廷”掘墓人,一外一內:前者掀起資產階級革命運動,在外部起事;后者壓迫清帝退位,從內部逼宮,埋葬了清王朝。兩人都享年59歲:一實一虛:前者為實歲(59周歲);后者為虛歲(59虛歲)。最為奇特的是,孫氏的勝利與袁氏敗亡,兩者都出自一種偶然。

          孫中山不滿清政府的腐敗統治,自幼崇敬“反清”英雄洪秀全。從1885年(19歲)起就立志推翻清王朝,通過組織興中會,于1895年(29歲)發動了第一次反清武裝起義——廣州起義,慘遭失敗。其后,他亡命海外,成為清政府懸賞通緝的“逃犯”,長期在國外活動。他通過聯合革命力量,在日本東京組織資產階級革命政黨——同盟會,不斷鼓吹革命,不斷地組織反清武裝起義,堅持斗爭。但由于缺乏一支可靠的革命武裝,缺乏國內群眾基礎,更沒有建設革命根據地,雖前后策動過十次武裝起義①,最后全都以失敗告終。但其革命影響卻在不斷地得以擴大。

          孫中山的“勝利”,完全是一種偶然。

          大家知道,清王朝“亡”于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新兵起義——又稱辛亥革命。其實,這次起義同孫中山沒有半點關系。起義發生時,孫本人還遠在萬里之外的異國他鄉——美國的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直至當地時間10月12日(美國的時差晚中國24個小時),他從報紙上看到“武昌為革命黨占領”的消息,才急赴芝加哥市。13日,得以同盟會芝加哥分會名義發布“預祝中華民國成立大會”布告,此為孫對國內武昌首義的第一個反應。

          強者自信力量,弱者寄望幻想。孫中山作為半殖民地國家軟弱的資產階級革命家,他在得知武昌起義勝利后,并沒有想到要立即回國領導革命,而是幻想寄望帝國主義拋棄清政府、立即承認中國革命。為此,他先后前往華盛頓、倫敦、巴黎,在美、英、法等國進行游說,結果一無所獲。至12月21日才在國內同志的催促下到達香港,隨即被胡漢民接到廣州(時廣東已宣告“獨立”,胡已成為廣東“都督”)。

          武昌起義勝利,湖北軍政府成立,改號“中華民國”,各省紛紛脫離清政府宣告“獨立”。12月12日,已宣告“獨立”的17省代表會議在南京召開,推舉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其時會上不同派別(武昌首義派、革命派、立憲派等)在人選問題上矛盾尖銳、相互爭執不下,陷入僵局。25日,孫中山正好在胡漢民的陪同下抵達上海。鑒于孫中山先生在長期反清革命斗爭中的巨大影響和崇高聲望,結果,代表們一致推舉他為“臨時大總統”。

          可見,如果沒有偶發的武昌起義,如果沒有17省代表會議的僵局,孫中山都不可能擔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一句話,孫的“勝利”,實屬偶然。

          再來說一下袁世凱的敗亡。

          袁世凱出身官封建官僚家庭,其為人機敏,善于見風使舵、精于計算,心狠手辣、慣于投機。憑借家族背景,他先進軍界,后投靠李鴻章,取悅帝國主義,殘酷鎮壓義和團,濫殺無辜,鬧得山東義和團有關地區“村村冒煙,家家帶孝”!袁就此換得平步青云。1898年,他首叛光緒,出賣維新派,從慈禧那兒獵取“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軍政大權;1912年他再叛宣統,強行“逼宮”,竊得“民國大總統”之位;1913年,為實現專制統治,他三叛“憲政”,刺殺國民黨領袖宋教仁,解散國民黨,直至讓自己當上了“終身總統”。袁氏一生,可謂“精準計算,步步得手”。殊不知其機關算盡,最終卻敗亡于一個“偶然”。

          袁氏不僅具有一顆政治野心,更是一個具濃厚封建思想意識的人。

          河南項城袁氏家族,興于袁世凱祖輩。其叔祖袁甲三為清末將領,因鎮壓太平軍、捻軍有功,官至一品,受命署欽差大臣,督辦安徽軍務,授漕運總督,1863年病死。時年虛歲五九,未過花甲。袁世凱生父袁保中壽短,年僅虛歲五三。其嗣父袁保慶壽更短,虛度五十。

          袁世凱官運亨通、萬事順遂,家有一妻九妾,可謂享盡人間富貴。他自覺自己可以左右一切,唯獨控制不了自己的健康。盡管他常將人參、鹿茸一把一把塞在嘴里嚼著吃,每天還要吃兩個奶媽擠出來的人奶,即便如此,仍改變不了他每況愈下的體質。最后他只能感嘆:“我的身體不行了,參茸補品不能接受了”。

          1915年,袁氏虛歲五十有八,某日他自感身體不佳,突然想起他叔祖的五九壽期,感到一陣莫名的恐懼;再想想自己生父、嗣父的壽期更短,越發害怕。他不由想起民間的“沖喜”習俗,決定復辟帝制——以登大位來“對沖”他想象中會面臨死亡的噩運。

          經過一番權強運作,次年(1916年),袁氏粉墨登場,當上了中華帝國的“洪憲皇帝”!又誰知命運偏偏同他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正因為他當了這個皇帝,這才引來了一片反對、全民聲討,直鬧到眾叛親離。最后,袁世凱在又氣又急的憂憤中死去。可笑的是,這一年也正是他最害怕的噩運年——虛歲五九!要不是他自作自受,也許他倒能平安度過這一年。

          孫中山的“勝”與袁世凱的“亡”,雖說都是出于“偶然”,但卻又是事物內在發展的“必然”。這個“必然”就是:民心!也就是“民心向背”。

          別說老天不長眼,惡貫滿盈自有日。

          武昌起義偶然的“勝”,恰恰是孫中山長期從事反清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必然結果。這是孫中山的十次武裝起義喚醒了民眾——愚公感動了“上帝”,于是“上帝”派神仙下凡,一下就把愚公門前的大山搬走了!

          袁氏“洪憲帝制”的敗,看似“偶然”,實亦必然。因為復辟不得人心!

          注釋:

          ①孫中山發動的十次“反清”武裝起義:第一次,1895年10月,乙未廣州起義;第二次,1900年10月,恵州三州田起義;第三次,1906年12月,萍、瀏、醴起義;第四次,1907年5月,潮州黃岡起義;第五次,1907年6月,恵州七女湖起義;第六次,1907年4月,欽州、廉州、防城起義;第七次,1907年12月,鎮南關起義;第八次,1908年4月,云南河口起義;第九次,1910年2月,廣州新軍起義;第十次,1911年4月,廣州黃花岡起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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