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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澤東經濟學的創立、發展及其重要意義

        作者:蕭紹良 發布時間:2016-09-14 19:30:12 來源:作者 字體:   |    |  

         

          2013年12月26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科學評價了毛澤東同志的歷史功績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準確概括了毛澤東同志的崇高品德、博大胸懷、卓越膽識和革命風格;明確指出毛澤東同志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戰略家、理論家,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偉大開拓者,是近代以來中國偉大的愛國者和民族英雄,是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是領導中國人民徹底改變自己命運和國家面貌的一代偉人;系統闡述了毛澤東思想及其活的靈魂,強調必須毫不動搖走黨和人民在長期實踐探索中開辟出來的正確道路,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習近平總書記還充分論述了毛澤東思想作為黨的指導思想的重大意義。在革命和建設長期實踐中,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形成了適合中國情況的科學指導思想,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思想以獨創性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教育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培養了大批領導骨干,不僅在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做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新時期開創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將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前進。

          能否正確認識、科學對待自己的歷史、領袖及其學說,歷來是關系一個政黨、一個國家前途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一些國家的執政黨之所以喪失執政地位甚至導致國家解體和社會主義事業失敗,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不能正確對待自己的歷史、領袖及其學說。我國在學習、研究和貫徹毛澤東思想的歷史進程中,由于經濟學界較少參與,而黨史工作者又非所長,以致對毛澤東經濟學的研究成為薄弱環節,不能適應社會主義經濟現代化繼往開來的理論需要。近一個時期以來,甚至流行這樣一些看法,認為毛澤東是個農民、不懂經濟、沒什么經濟理論、沒讀過馬克思的《資本論》、“在經濟建設上是個外行”、“只抓政治斗爭,不抓經濟建設”、“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到了崩潰的邊緣”,等等。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錯誤認識,甚至遭遇惡意歪曲和攻擊,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實踐不同的原因。因為毛澤東長期率領中國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進行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以革命的手段,致力于推翻三座大山,奪取政權,建立新中國。這一革命斗爭實踐雖然是長期的、曲折的、前仆后繼、經歷千辛萬苦、付出巨大犧牲,但最終取得了偉大的勝利,不僅全國人民充分肯定,而且連中外敵人也不得不承認。然而,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更是長期的、曲折的,既有成功的經驗,也有一定的挫折和教訓。革命和建設的道路本來就是曲折的,客觀發展規律就是這樣。但是經濟建設直接關系到人們的利益,一些人一廂情愿,只希望成功、取得經驗和獲得利益,不肯容忍挫折、失敗和教訓,說什么“大躍進搞糟了”、“人民公社搞早了”、“三年困難是人禍”,等等。二是理論先后創立的原因。在武裝斗爭、爭取勝利、奪取政權的過程中,毛澤東早已寫出了哲學著作《矛盾論》、《實踐論》以及軍事斗爭和政治建設等方面的系統著作,而在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中,似乎還沒有寫出系統完整而具有重大影響的經濟學論著;其實毛澤東的經濟論述甚多,但缺乏整理。三是理論決策與貫徹執行有差別的原因。毛澤東的經濟理論和方針政策是正確的,但由于種種原因,貫徹執行者搞“左”了,或搞右了,甚至有的另搞一套,導致挫折或失敗,結果把責任全推給領袖。上述一些認識和做法顯然是錯誤的,應當實事求是,分清是非,明確擔當,加以糾正。對于不學而無知者,是勸進學習的問題,是可以諒解的;對于別有用心者,應當予以批評。四是敵對勢力及其歷史虛無主義,特別是帝國主義及其第五縱隊,見不得社會主義的偉大勝利和輝煌成就,惡意進行歪曲、誹謗和攻擊,企圖否定共產黨和毛澤東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陰謀推翻中國人民的紅色政權。對于敵人的挑釁,對付的有效辦法,只能是無產階級專政。

          撥開迷霧,自現清明;抹去塵埃,煥發光輝。毛澤東不僅創造了中國經濟建設的奇跡,更是創立了毛澤東經濟學說的輝煌。毛澤東經濟學是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依據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從中國革命和經濟建設的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理論聯系實際,不斷探索研究而獲得的科學理論,并被實踐一再證明了的正確理論原則和成功經驗的總結,是毛澤東一系列經濟智慧的光輝結晶。毛澤東經濟學具有獨特的理論結構,主要包括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社會主義改造理論、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和社會主義綜合理論四大部分,毛澤東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和體系,既體現了我國國民經濟的內在結構與發展關系,又反映了黨和人民艱苦奮斗的戰略目標和經濟任務,更反映了黨和國家一系列政治經濟政策和重大舉措,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中國化的光輝典范。正如中國學者潘國聯在《毛澤東經濟學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必由之路》一文中深情地說:“毛澤東經濟學就是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經濟學,毛澤東經濟學就是承載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大愛無疆的人文經濟學,毛澤東經濟學就是時刻為人民服務審時度勢與時俱進的謀略經濟學,毛澤東經濟學是實事求是高效率自強自立經濟學....... 。”從人民的立場上怎么評價都不過分。

          中國革命的成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及國民經濟體系的建立,兩彈一星的成功,國防力量的日益強大,直到今天龐大的中央直屬企業群以及改革開放初期數以百萬計的實行政策性破產的地方企業,不都是毛澤東所親自領導締造的嗎?難道說這些非凡的成就,可以脫離經濟基礎的支撐而完成嗎?沒有卓越的經濟理論及以此為指導的正確財經決策,難道說這些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是天上掉下來的嗎?那樣的話,中國共產黨以及毛澤東豈不成了不食人間煙火的神仙?顯然不是,毛澤東及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先輩們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而不是什么神仙上帝,他們在革命過程中,從來就沒有忽視過財政經濟問題,在新民主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方面也擁有如同在政治軍事方面一樣高超的理論與措施,并且取得了空前輝煌的成就,給黨和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提供了強有力的財政經濟保障和發展動力。

          中國共產黨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歷來重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學習、研究、宣傳和普及,更是致力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作為馬克思主義三個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被列寧視為“馬克思主義理論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的政治經濟學,自然也受到高度重視。長期以來,毛澤東不僅通讀深諳中國史書典籍、古典經濟學的理論,而且早在革命戰爭年代,毛澤東就強調:“凡不注重研究生產的人,不算好的領導者。”在當時所能找到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著作,他都認真加以閱讀,如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和《資本論》等。其中,日本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河上肇所著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基礎理論》和《經濟學大綱》,他都讀了許多遍。他親自組織收集和整理財政經濟方面的資料,研究撰寫了《關于抗日戰爭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新民主主義論》、《必須注意經濟工作》、《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必須學會做經濟工作》、《中國共產黨七屆二中全會上的報告》等重要著作和報告。他提出的革命根據地經濟建設的理論和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經濟綱領,是指導新民主主義革命和建設的重要指南,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實踐,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不過,總的來說,在革命戰爭年代,根本任務是奪取政權,毛澤東讀書和研究的重點在哲學、黨和軍隊建設以及軍事斗爭等方面,對經濟學的關注相對來說少一些。這種情況,新中國成立以后就發生了變化。

          新中國成立后,收拾半殖民地半封建留下的爛攤子,恢復經濟,百廢待興,經濟工作成為全黨工作的著重點,政治經濟學也隨之成為毛澤東讀書和研究的重點。在社會主義過渡時期,毛澤東領導全黨和全國人民,從帝國主義封鎖與“一窮二白”的國情現實出發,創造性地提出用國家資本主義的形式與和平贖買政策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用逐步過渡的形式改造個體農業和手工業,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道路,從理論和實踐上解決了在中國這樣一個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剛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過來,經濟文化還十分落后的大國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艱難任務,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過渡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努力尋找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短短的二三十年內建立起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及國民經濟體系,取得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同時積累了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寶貴經驗,并且在此發展過程中,先后提出了關于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許多重要理論,如:以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農、輕、重協調發展﹔統籌兼顧、適當安排,處理好積累和消費的關系,注意綜合平衡﹔實行中央與地方并舉的方針,充分發揮兩個積極性﹔處理好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系,促進共同發展﹔處理好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系,使各方各得其所﹔建設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能夠走在世界的前列﹔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破除迷信,獨立自主地干工業、干農業、干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認真學習外國的好經驗,也注意研究外國的挫折和教訓——引以為戒,等等。這一系列財政經濟理論,既繼承了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同時也結合中國的古典經濟學理論和國民經濟實際對其做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創新和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特別是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大規模經濟建設的任務擺在了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面前,經濟決策和實踐迫切需要經濟理論的指導。但是,當時在中國流行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是由斯大林主持和指導、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上的不足自然會在經濟實踐中反映出來。這引起了毛澤東深深的憂慮。他說,“解放后,三年恢復時期,對搞建設,我們是懵懵懂懂的。接著搞第一個五年計劃,對建設還是懵懵懂懂的,只能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但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提出,要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鑒戒,推動馬列主義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提出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為此,他寫作了《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根本好轉而斗爭》、《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的必由之路》、《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序言)》、《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國營企業工作條例》、《關于理論問題的重要指示》等著作和他起草的一系列文件以及《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等具有重大理論創新和指導意義的光輝文獻。

          毛澤東經濟學研究的對象,以社會主義基本矛盾為綱,即經濟學“要以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平衡和不平衡、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平衡與不平衡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也就是說,以生產關系為主要對象,并且在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中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在毛澤東看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應當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武器,從分析矛盾出發研究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因為,社會主義社會仍然充滿著矛盾,矛盾仍然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根本動力;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矛盾。”主要矛盾仍然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道路與資本主義道路之間的矛盾。這一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規定著社會主義的方向,促進著社會主義的發展。所以,毛澤東經濟學的研究是以社會主義的基本矛盾為綱來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問題的。由此決定了毛澤東經濟學的科學性和務實性,是具有中國特點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中國化。

          毛澤東是極力推崇用馬克思的唯物的、辯證的、歷史的分析方法來研究和解決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毛澤東指出:“要從人們看得見、摸得到的現象出發來研究隱藏現象后面的本質,從而揭露客觀事物的本質的矛盾。《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分析就是用這種方法。總是從現象出發,找出本質,然后又用本質解釋現象,因此,能夠提綱摯領。”“資本主義社會最大量、最日常、最普遍的現象是商品,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的研究從此出發,分析出商品的兩重性,由此揭露出在這種物與物的關系掩蓋下的人與人的關系,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矛盾是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沒有哲學家頭腦的作家,要寫出好的經濟學來是不可能的。馬克思能夠寫出《資本論》,列寧能夠寫出《帝國主義論》,就因為他們同時是哲學家,有哲學家的頭腦,有辯證法這個銳利武器。”

          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給予了前所未有的極大關注,進行了專門的、系統的和綜合的研究。他強調,“目前研究政治經濟學問題,有很大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地學”。1958年和1960年期間,毛澤東多次向全黨干部建議,讀斯大林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和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社會主義部分”;他自己也身體力行,提出要下決心搞通經濟學這門學問。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毛澤東讀了許多遍,經他批注的就有四個本子。特別引起人們高度重視的重大事件是,從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的三個月時間里,毛澤東親自組織讀書研究小組,主要有田家英、鄧力群、胡繩、陳伯達等同志,一起集中時間和精力對《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下冊即社會主義部分進行了逐章逐節的深入研讀,并結合中國經濟實踐和建設經驗進行研究,發表了自己的一系列卓越見解和創新理論。這諸多批注和談話的重要理論內容,隨后就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匯編成為著名的《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既綜合又完整地體現了毛澤東經濟學的理論體系。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特別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部極為重要的經濟學論著,是需要我們深入學習、刻苦鉆研和大力宣傳的一座理論寶庫,它全面集中地反映了毛澤東經濟學的理論,特別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理論,反映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中國化的理論成果和歷史邏輯,具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和歷史價值以及深遠的實踐指導意義。在這部論著中,毛澤東既肯定了蘇聯教科書的正確理論,同時也指出了這本教科書“有嚴重缺點,有原則錯誤”,“這本書的基本缺點,是不承認矛盾的普遍性,不承認社會矛盾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動力,不承認他們國家內還有階級斗爭,還有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斗爭,不敢像我們這樣大講階級斗爭,大講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他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結合中國的經濟實際,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一系列重大問題進行了探索,提出了許多真知灼見,包括:社會主義經濟是為人民服務的經濟﹔社會主義必須重視社會集體福利事業﹔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農業的發展關系﹔社會主義經濟的發展是波浪式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要經過不發達和發達兩個階段﹔要改善高度集中的經濟管理體制,擴大地方和企業的權力﹔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校﹔社會主義建設要相信群眾,依靠群眾,要保障勞動者管理國家、管理軍隊、管理各種企業、管理文化教育的權利,要把堅持黨的領導與大搞群眾運動相結合等。這些見解,包含了許多重要的、獨創性的理論成果,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創新和發展做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毛澤東經濟學是積極揚棄斯大林經濟理論而具有中國特點的經濟理論著作。盡管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有許多嚴重缺點,盡管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有嚴重的原則錯誤,但畢竟是蘇聯幾十年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經驗的總結,畢竟揭示了社會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規律,揭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仍然是商品生產;價值規律仍然在一定范圍內起著調節作用等,有一定的正確性和科學性。成熟而更好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該也必須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結合本國的經濟實踐加以創新和豐富,使之成為全面系統而科學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也就是說,毛澤東經濟學是進行了一系列創新發展,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點的經濟學著作。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在建立新中國后的前30年中進行的社會主義探索與奮斗,不僅為改革開放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創新和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礎和物質基礎,也為實現中國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奠定了重要的理論基礎。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探索,對于我們繼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向社會主義的更高階段、向實現共產主義持續邁進,乃至對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和啟迪意義,僅舉幾例就足以證明:

          第一、關于科學技術的大躍進和技術革命。當今世界正日益強烈地感受到科學技術革命浪潮的涌動和沖擊,例如信息技術、航天技術、生物技術、海洋技術等等,它們是推動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的強大驅動力,必將把人類的文明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我國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一貫重視科學技術在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澤東以他戰略家和革命家的高瞻遠矚、遠見卓識,不僅提出了我國科學技術大躍進和技術革命的重要理論和戰略決策,而且還親自主持制定了我國第一個科學發展的十二年規劃,對我國科技、文化、經濟和國防現代化的發展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毛澤東高度重視科學技術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極端重要性,并把科學技術現代化作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及早地提出了跨越式發展和自主創新的理論主張,很明確地指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盡量采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我們所說的大躍進,就是這個意思。”這個“大躍進”何其正確,何其成功,建國后二三十年不太長的時期內就建立了獨立而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及國民經濟體系,科學技術和國防建設突飛猛進,其偉大成就是舉世矚目的,也是歷史上空前的。

          第二、關于社會主義社會的物質利益關系。物質利益原則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則之一。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新社會就是“保證一切社會成員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質生活”。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中,不僅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物質利益理論,而且他還指出:“唯物主義者并不一般地反對功利主義,但是反對封建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的功利主義,反對那種口頭上反對功利主義、實際上抱著最自私最短視的功利主義的偽善者。世界上沒有什么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里,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級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就是說,為廣大人民群眾謀利益,不僅是凝聚和團結千百萬人把革命和建設事業不斷推向前進的重要保證,而且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革命和建設的根本目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唯一宗旨的根本體現。正是由此出發,無論是在革命戰爭年代還是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毛澤東都十分重視人民群眾的物質利益問題。毛澤東還強調,物質利益是一個重要原則,但不是唯一的原則。社會主義建設還必須把物質作用與精神作用統一起來,兩者不可偏廢。同時,物質利益也不能單講個人利益、暫時利益、局部利益,還應當講集體利益、長遠利益、全局利益,應當講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暫時利益服從長遠利益,局部利益服從全局利益。各方面的利益要統籌兼顧,各得其所。

          第三、關于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毛澤東說,所有制問題基本解決以后,最重要的問題是管理問題,即全民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集體所有的企業如何管理的問題,這也就是人與人的關系問題。毛澤東認為:對領導人員來說,“絕不能做官當老爺”,“要以普通勞動者的姿態出現,以平等態度待人”﹔對企業管理要“采取集中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不斷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毛澤東把“兩參一改三結合”的管理制度稱之為“鞍鋼憲法”,使之與蘇聯的“馬鋼憲法”(指以馬格尼托哥爾斯克冶金聯合工廠經驗為代表的蘇聯一長制管理方法)相區別。1960年3月22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批轉《鞍山市委關于工業戰線上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開展情況的報告》的批示中,以蘇聯經驗教訓為鑒戒,對我國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工作做了科學的總結,強調要實行民主管理,實行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實行工人群眾、領導干部和技術人員三結合,即“兩參一改三結合”的制度。

          第四、關于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性質和作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商品經濟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最基本的理論問題。自從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界上出現以后,各國共產黨人都在探討這個最基本的理論問題。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認識和解決,不僅關系到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的發展,而且直接關系到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成功。1956 年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建立以后,毛澤東對這個問題也進行了艱辛的探索和研究,得出明確結論:“現在要利用商品生產、商品交換和價值法則,作為有用的工具,為社會主義服務。”針對社會上那種將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混為一談的錯誤觀點,他明確指出:“商品生產,要看它是同什么經濟制度相聯系,同資本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同社會主義制度相聯系就是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社會主義社會還要發揮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作用。

          第五、關于發展國民經濟的總方針。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中心問題是農民和農業問題,農民和農業問題的核心是土地問題。平均地權,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為農民個體所有制,目的是為了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改善民生,增加物質財富和財政收入。這是毛澤東以一貫之的理論政策主張。早在中央蘇區,毛澤東就指出:“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個方面組成的。”“國家經營的經濟事業,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國營的工業或商業都已經開始發展,它們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抗日戰爭時期,在經濟封鎖和異常困難的情況下,政府和軍隊也興辦了大量的國營經濟和合作經濟,既減輕人民群眾的負擔,又解決了黨政軍的給養和財政問題。全國臨近解放之時,如何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問題,在全黨面前突出起來,毛澤東又及時地指出: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階級,主要地是“幫助國營企業的發展”;恢復和發展生產的問題,必須確定:第一是國營工業的生產,第二是私營工業的生產,第三是手工業的生產。“必須去學習同生產有密切關系的商業工作、銀行工作和其他工作。”這實際上是提出了“以國有工業為主導,以個體農業為基礎”恢復和發展國民經濟的方針。這是毛澤東后來提出“以工業為主導,以農業為基礎”的國民經濟發展總方針的早期雛形和淵源。

          毛澤東是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這不僅在哲學、政治學和軍事理論等方面得到了充分體現,而且在經濟學領域里更加如此。毛澤東經濟學的理論,包括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社會主義改造理論、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理論和社會主義綜合經濟理論,是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系統探索和杰出貢獻,是極其寶貴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政治經濟學。毛澤東經濟學開創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新境界、新水平。毛澤東經濟學是具有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中國特點的經濟學理論著作,已引起世界包括西方的廣泛關注、學習和研究。正如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R·特里爾的不等式:毛澤東>馬克思+列寧+斯大林。不等式說明了毛澤東經濟學的理論與實踐,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和斯大林的社會主義經濟論,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斯大林主義的總結、繼承、創新和發展,毛澤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超級經濟學大師。又如美國著名學者、中國問題研究專家莫里斯·邁斯納就對毛澤東領導的經濟建設成就有過一番客觀公正的評價:“其實毛澤東的那個時代遠非是現在普遍傳聞中所謂的經濟停滯時代。而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現代化時代,與德國、日本和俄國等幾個現代工業舞臺上的主要后起之秀的工業化過程中最劇烈時期相比毫不遜色。……毛澤東時代把中國從世界上最落后的農業國家之一變成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為止世界第六大工業強國的過程中取得驚人的成就。”中國學者蕭延中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西方關于毛澤東及其思想研究的趨向》中明確指出:西方“幾位具有國際性影響的學術領袖,分別試圖在自己的學說體系內對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進行解讀。換言之,他們都認為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有資格作為一種珍貴的‘中國經驗’,在學理的內在邏輯上可以在他們自己的理論系統之中找到位置,進而隱喻地體現出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具有某種合理性和普遍性的意義。”正確認識毛澤東經濟學的理論探索以及貢獻,認真學習、研究和貫徹毛澤東經濟學的理論,有助于堅持和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事業,有利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也有利于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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