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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踐論》和《矛盾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啟示

        作者:許全興 發布時間:2017-04-26 17:16:44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 字體:   |    |  

          一、將豐富的實踐經驗上升至哲學理論

          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提出了“認識客觀實在的途徑”和“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但未能做進一步“說明和發揮”。毛澤東的“兩論”則分別完成了兩大課題的“說明和發揮”任務,實現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毛澤東之所以能完成該任務,既與十月革命后中國逐漸成了世界矛盾的焦點和東方革命的中心這一客觀形勢相關,也與毛澤東個人兼有革命家、軍事家和哲學家的特點密不可分。

          毛澤東是中國革命戰爭的主要領導者和指揮者,這使得他對中國社會矛盾和黨內矛盾的感受更加強烈,認識更為深刻。毛澤東還酷愛哲學、具有很高的哲學修養、善于從哲學上思考中國革命。他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存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反對本本主義》等著作均是唯物辯證法在中國革命實踐中的具體運用。他通過對當時中國社會尖銳、復雜的矛盾的分析,論證了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客觀根據,初步揭示了中國革命走由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他還總結了紅色政權存在發展的主觀條件,強調革命的主觀指導要符合客觀實際,反對主觀主義。他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中國革命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和“從斗爭中創造新局面”等論斷。早在江西時期,他的哲學思想就已初具輪廓。1936年,美國記者斯諾在保安采訪毛澤東后就得出這樣的結論:“毛澤東還是一個精通中國舊學的有成就的學者”,“毛澤東是個認真研究哲學的人”,有自己的“哲學體系”。①斯諾的印象是準確的。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寫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等著作具有更鮮明的哲學色彩。其中《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尤為突出,融軍事理論和哲學思想為一體,已具“兩論”的雛形。一切客觀世界的辯證法的運動,都或先或后地反映到人的認識中來。“事物的辯證法創造觀念的辯證法,而不是相反。”②將“兩論”與毛澤東以往的實踐和理論聯系起來思索,我們就不難看出,“兩論”的思想在第一、二次國內革命戰爭過程中逐步形成起來。沒有兩次革命戰爭,毛澤東就不可能認識中國革命的特點和中國革命戰爭的規律,也就不會有“兩論”。在這一意義上,“兩論”是對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的客觀辯證法和指導中國革命的辯證認識運動的反映,是毛澤東對其以往哲學思想的總結和升華。

          歷史地看,“兩論”是為糾正黨內的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而不得不寫的。20世紀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共產黨黨內盛行著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和共產國際指示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毛澤東從中深切地感受到實踐問題和矛盾問題是黨內思想路線方面兩個最基本、最重要的問題,而中國革命正反兩方的經驗也為闡釋這兩個理論問題提供了豐富資料。為了從根本上提高黨的思想理論水平,克服主觀主義、尤其是教條主義,在長征到達陜北后,毛澤東發奮讀書,并應抗大邀請,講授辯證唯物論課前后有兩個多月。“兩論”雖只是整理后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中的兩節,但其初稿篇幅卻占整個《講授提綱》的一半還多。從內容上看,“兩論”是講課記錄稿的整理。毛澤東在講課中結合中國革命經驗和中國哲學文化,對實踐問題和矛盾問題給予了特別的發揮和說明,從而形成了“兩論”。

          “兩論”總結了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不同于一般專門哲學家的著作。李達、艾思奇等專門哲學家只是一般地參與中國革命,而沒有毛澤東領導和指揮中國革命戰爭的地位,沒有同黨內錯誤思想和錯誤路線直接斗爭的經驗,因而在對理論和實踐、主觀和客觀、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矛盾的共性和個性、矛盾的斗爭性和同一性等理論上沒有達到毛澤東那樣的認識和理解水平。他們的著作對上述理論問題或沒有論述(如李、艾當時的著作中并沒有出現過“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這些概念,而這正是毛澤東大大發揮了的);或雖有論述但沒有結合中國實際的發揮(如李、艾基本上是按蘇聯哲學的框架講認識論,只講由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過程,不講由理性認識到實踐的飛躍,而這恰是毛澤東所強調的)。專門哲學家難于寫出“兩論”這樣的論著。“兩論”不是書齋的產物,更不是從任何書本上可抄得的,而是凝結了中國革命的血的經驗教訓。

          專門的哲學家與政治家及其他實際工作者之間的社會分工將會長期存在。像毛澤東這樣集革命家、軍事家、哲學家于一身的領袖人物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雖然不能要求每一個革命家、實踐家都成為哲學家,但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學思想武器,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要求共產黨的領導者和各級領導干部要有較高的哲學修養,能自覺地學哲學、用哲學,善于提出和發現問題,思考和總結實際工作的經驗教訓。這樣,一方面提高自身的領導能力,做好實際工作;另一方面為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作出貢獻。

          雖然我們不能要求每一個哲學家都成為政治家,但哲學家要以自己的特殊方式積極參與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實際活動中,關注帶有普遍性的實際問題和重大的理論問題。哲學家的任務不在于提出改造世界的具體方案,而是將普遍的現實問題和重大的理論問題上升為哲學問題加以探索,以提供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方式為現實服務。

          哲學雖與政治密切相聯,但它不是政治,講哲學不是談論政治,更不是為政治做注解,成為政治的附庸。毛澤東在抗大講哲學主要是針對黨內以王明為代表的教條主義。但從整個《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看,他既沒有具體講中國革命怎么進行,也沒有點名批評教條主義。“兩論”初稿只提到共產國際批評過的陳獨秀和李立三兩人的機會主義錯誤。《矛盾論》中有關批評教條主義的文字均是在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增加的。毛澤東結合中國革命的經驗系統地闡明了實踐學說和矛盾理論,從而為黨的思想路線提供了哲學基礎。這既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理論與實際的結合,也是最根本的、最重要的為現實服務。在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上,既要防止哲學冷漠政治、疏遠政治的傾向,又要防止將兩者關系簡單化、庸俗化的傾向。真正的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是在實踐中對重大的實際問題和理論問題進行長期的反復的思考中產生的思想飛躍。哲學是哲學史的總結和概括,哲學家自然需要進行“思想之反思”,但決不能僅限于此,更重要的是進行“現實之反思”,將“現實之反思”與“思想之反思”相結合,實踐的經驗上升為哲學理論,實現思想的飛躍。實際上,“現實之反思”是“思想之反思”的基礎和動力。歷史上一切有成就的哲學家均是自覺不自覺地在“現實之反思”的基礎上進行“思想之反思”,從而建立起自己的哲學思想。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是要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科學世界觀指導中國革命的實踐,并將具體的實踐經驗上升為一般理論,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革命實踐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現實基礎和最終目的。個人的實踐經驗是十分有限的。哲學家和理論工作者要時刻關注黨的實踐和黨的理論,關注民生和民族的前途。

          二、學習和吸取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新成果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理論前提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基本理論的學習和掌握。毛澤東青年時代就很重視學習哲學,他的《〈倫理學原理〉批注》就是最好的證明。在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他反復悉心研讀《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經典著作。由于受歷史條件的限制,毛澤東不可能讀到很多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原著,但他刻苦研讀了當時中國哲學界盛行的三本蘇聯學者集體編撰的哲學著作,即《辯證法唯物論教程》、《新哲學大綱》和《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這從《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可見一斑。

          這三本著作正如譯者在各自譯序中所言,是“辯證法唯物論的現階段”(李達語),是“價值最高的,現階段哲學發展的里程碑的著作”(艾思奇語),是“最完備的新哲學和新社會學的教科書”(沈志遠語)。今天國內學術界雖然對這三本書有不同的評價,但筆者認為它們有以下優點:重視列寧哲學思想,提出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列寧階段;重視哲學與政治的結合,強調列寧的黨性原則,強調哲學為政治服務,揭露“左”、“右”傾機會主義的哲學根源;重視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反對理論與實踐相脫離,重視實踐的意義;重視列寧的對立統一規律是辯證法的核心和實質的思想;重視列寧的辯證法、認識論、邏輯學三者同一的理論。蘇聯哲學家還注意總結蘇聯(俄國)革命的經驗教訓,在諸多方面發揮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論點,如內因與外因、矛盾特殊性、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不同矛盾用不同方法解決等。但是,蘇聯哲學教科書也存在諸多缺點,主要有: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機械分開;忽視價值問題尤其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問題;對哲學與政治關系的理解簡單化;把形式邏輯當作形而上學加以批判等。歷史地看,蘇聯哲學工作者通過集體的力量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及斯大林著作中有關哲學的概念、范疇、規律和思想加以系統化、邏輯化,構建了一個為當時多數哲學家承認的哲學體系。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無疑是一大進步。三本蘇聯哲學著作,確如李達、艾思奇、沈志遠三位哲學家所言,代表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當時的最新成果。蘇聯三本哲學著作是毛澤東抗大講哲學、寫作“兩論”時的主要參考書。“兩論”與列寧《哲學筆記》之間的聯系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蘇聯三本哲學著作為中介而實現的。這表明“兩論”以當時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新成果為理論前提,是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新成果基礎上的中國化。

          任何哲學理論的形成都以前人的思想資料為出發點。海納百川,有容乃大。毛澤東雖然為黨的領袖,是博古通今的學問家,但他依然不僅向蘇聯哲學家學習,也虛心研讀中國哲學家寫的書,其中就有青年哲學家艾思奇的《大眾哲學》。

          《大眾哲學》雖然是一本大眾化的通俗讀物,但如李公樸在該書的序中所說,它“出淺入深”,“也有許多深化了的地方,尤其是在認識論方面的解釋。”③毛澤東亦稱贊它“真正是通俗的而又有價值的”代表性著作。④《實踐論》吸取了艾思奇《大眾哲學》的有關思想,最明顯的是,《實踐論》結尾時對認識根本規律所做的概括和總結源于《大眾哲學》。⑤需要指出兩點:一是《矛盾論》對《大眾哲學》吸取甚少,除“雞蛋可以孵出雞”的例子外,兩者并沒有更多文字上和思想上的關聯;二是1947年改版本的《大眾哲學》吸取了包括“兩論”在內的毛澤東哲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宣傳了毛澤東哲學思想。有的研究者沒有注意到《大眾哲學》的不同版本,結果得出了《矛盾論》抄襲了改版的《大眾哲學》的錯誤結論,顛倒了歷史。

          筆者認為,要實事求是地看到“兩論”對三本蘇聯哲學著作和《大眾哲學》的吸取,僅有豐富的中國革命經驗,而無足夠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知識同樣不可能寫出“兩論”。正是由于毛澤東善于學習和吸取當時國內外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新成果,“兩論”才能高出同時代的其他論著,成為馬克思主義哲學發展史上的名著。

          這里存在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創始人的原始經典與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最新成果之間的關系問題。一切具有閱讀能力的干部,都應讀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著作,從中不僅學習理論,更重要的是學習他們研究問題和解決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這是毛澤東歷來提倡的。直至晚年,他還要求高中級干部讀點馬列原著(其中以哲學著作為主),弄懂弄通馬克思主義。結合現實需要,經常重讀馬列原著是必要的,可以讀出以前因各種因素而被遮蔽了的蘊意,達到所謂的“返本開新”之功效。作為專門的哲學家、理論研究者,則必須盡可能多地研讀一些馬列原著,完整準確地理解原著所闡述的基本原理及其蘊涵的精神實質。但馬克思主義哲學不是僵死的教條,而是發展著的活的理論。因而,應以開放的心態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不僅要看到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俄國、蘇聯的發展,而且也要看到它在其他國家、尤其是在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發展。盡管我國學術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不是“姓馬”有不同的評價,盡管將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化不可取,但筆者以為有一點應是充分肯定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人、人道主義、自由和價值論等的重視和研究無疑有助于推進馬克思主義在現當代的發展。

          重視馬列經典文本的研究十分必要,在這方面我國落后于外國。我國專門從事經典文本研究的專家甚少,理論家要尊重他們的科學研究,注意吸取文本研究的成果。但文本研究不能取代理論研究,也不能只研究馬克思一人的,還要研究有其他經典作家的,尤其是恩格斯、列寧的。國內外有些人把馬克思同恩格斯、列寧對立起來,也有人認為我們以往所學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并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更有甚者認為馬克思以后的人都沒有真正理解馬克思。筆者對這些觀點難以茍同。我們應歷史地看待馬克思主義哲學,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馬克思恩格斯所創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歷史發展。我們不應割斷歷史。重視馬克思原著的研究,首先要完整準確地讀解馬克思的思想,不能主觀隨意地肢解馬克思的思想。從學術發展史看,對原始經典不同理解的對立和爭論是必然的,這種爭論有利于學說本身的發展。

          “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命題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的、基本的無疑是指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哲學思想,但不僅限于此,而且還包含爾后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尤其是當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要有世界眼光,不僅要善于吸取當代世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最新成果,而且要善于總結和概括當代世界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思想文化等最新成果,善于吸取人類文明的一切優秀成果。只有這樣,中國化馬克思主義哲學才具有時代性、先進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與時代化是同一的。

          三、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哲學的優秀遺產

          從人類思想文化的交往、傳播史看,任何一種外來文化不僅要適應本土現實社會的需要,而且要在與本土文化的交流與沖突中吸取本土文化的優點、長處,使自己逐漸地本土化,只有這樣才能使自己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生根、開花和結果。這是文化交往、發展的一個規律,馬克思主義也不例外。馬克思主義哲學要在中國發揮其作用,真正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不僅要與中國現實的實際相結合,而且還要與中國的哲學、歷史、文化相結合,繼承和發展中國哲學優秀遺產。“兩論”的基本理論來源無疑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但它也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哲學的認識論和辯證法。從中國哲學史看,“兩論”是中國哲學知行學說和矛盾理論在現代的發展。

          《實踐論》的重大貢獻之一是緊緊抓住實踐與認識這一認識過程的基本矛盾,從宏觀上科學地揭示了人類認識發展的基本規律。《實踐論》的認識論體系要高于蘇聯及中國20世紀30年代的哲學。毛澤東之所以能做到這點,主要是由于他在實踐中深切地感受到主觀與客觀、認識與實踐的矛盾是有關中國革命成敗的哲學基本問題。此外,這也與毛澤東對中國哲學史上知行學說大略的宏觀把握密切相關。

          西方哲學認識論重視邏輯思維,突出認識過程中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這一對矛盾,形成了經驗論與唯理論之爭。中國哲學認識論則突出認識過程中的知與行的矛盾,宋明時期在知行的先后、輕重、難易、分合等問題上已形成了不同的學說,并進行甚為激烈的爭論。近代以降,孫中山在總結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時提出了知難行易說,批評傳統的知易行難說。孫中山由于不能唯物而辯證地解決知行關系,最后導致知行分任的錯誤。孫中山之后,蔣介石將知難行易說改變為愚民的力行哲學。與之相對,毛澤東則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上,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的經驗,將孫中山的知行學說發展為“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他以“論認識和實踐的關系——知和行的關系”作為《實踐論》副標題標出,文中又強調“主觀和客觀、理論和實踐、知和行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和“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這說明他自覺地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立場,解決了中國哲學史上已爭論數千年的知行問題,從而把中國的知行學說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段。

          中國儒家哲學強調“修身”為本,旨在“齊家、治國、平天下”。受中國哲學的影響,毛澤東在青年時代就重視人身修養。由他起草的新民學會章程規定:“以砥礪品行、研究學術為宗旨”。1921年,新民學會的宗旨發展為“改造中國與世界”,但學術研究與人身修養沒有變。他在新民學會的新年大會上提出,學會的活動,在重視主義的研究的同時“須增‘修養’”。⑥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為了將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黨組織建設成為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毛澤東注重黨內的思想教育和開展無產階級思想與非無產階級思想的斗爭,注重黨員自身的黨性修養,注重革命隊伍自身的改造。他在《關于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中指出,不糾正黨內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就不能有效地執行黨的正確路線;對于政治形勢的主觀主義分析和對于工作的主觀主義指導,其必然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該著作表明,不注重主觀世界的改造,就難于改造好客觀世界。正是基于這方面的經驗,毛澤東在《實踐論》結尾處論述了改造客觀世界與改造主觀世界的關系。他指出,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改造世界的任務包括改造客觀世界和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自己的認識能力,改造主觀世界同客觀世界的關系。毛澤東這方面的理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針對舊唯物主義者不能辯證地解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改變的關系,馬克思指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的一致,只能被看做是并合理地理解為變革的實踐。”⑦馬克思的這一思想雖為爾后的馬克思主義者所注意,但在毛澤東之前,未見有人把改造人的主觀世界和改造人自身列為改造世界的兩大任務之一。西方有些人至今仍認為,講改造思想、改造人,是對人的不尊重,甚至說違背了人性,侵犯了人權。在他們看來,人是神圣的,怎么能改造呢?其實,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在改造著自己的主觀世界,改造著人自身,而對主觀世界的改造反過來又促進客觀世界的改造,不改造主觀世界就不能有效地改造客觀世界,這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重視主觀世界的改造,重視人自身的改造,這既是在實踐基礎上對中國哲學“修身”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也是以中國哲學中特有的內容對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人學思想的補充和發展。

          《矛盾論》對中國古代辯證法的繼承和發展突出體現在矛盾同一性思想上。如《矛盾論》所說,形而上學的宇宙觀和辯證法的宇宙觀,不論在中國還是在歐洲,古代就已產生。中國古代辯證法天才地直觀到事物內部矛盾雙方的相互作用是事物運動、變化和發展的源泉,認識到對立面之間的互相聯系、依存、補充和轉化。《周易》、《老子》、《孫子兵法》等古代辯證法經典涉及自然界、社會和思維中存在的大量矛盾,如:天地、男女、陰陽、有無、動靜、剛柔、大小、善惡、美丑、禍福、榮辱、損益、泰否、是非、曲直、難易、攻守、進退、強弱、正奇、快慢、勞逸、生死等等。西方辯證法偏重于對立面之間的斗爭,與此不同,中國古代辯證法則偏重于對立面之間的互相依存、互相補充和互相轉化。“一陰一陽之謂道”(《周易·系辭上》)。這種對立面(陰陽)之間的互相補充、互相轉化的相反相成的思維方式,已滲透到中國的政治、倫理、軍事、醫學、文學藝術、科學和日常生活等各個方面,成為中華民族的傳統思維。

          中華民族相反相成的思維方式也浸潤了毛澤東。他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論及人的精神生活由差別構成時一連列舉了“陰陽、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惡、正反、潔污、美丑、明暗、勝負”等等諸多矛盾。他同樣注重對立面的同一,認為:觀念即實在,有限即無限,生即死,死即生,小即大,陽即陰,男即女,厚即薄等。“質而言之,萬即一,變即常。”“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⑧此時的青年毛澤東還沒有認識到對立面的互相依存與互相轉化的條件性,他的辯證法思想與相對主義交織在一起。

          《矛盾論》初稿里,毛澤東在論述矛盾同一性原理時列舉了上與下、禍與福、順利與困難、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地主與農民、生與死、正規戰爭與游擊戰爭、公產與私產、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與無產階級民主主義、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民主與集中、戰爭與和平、進攻與防御、兵力的集中與分散等矛盾來說明極端相反的對立面之間有同一性。他指出同一性是有條件的,沒有一定條件,對立面之間既不能共存,更不能轉化。他在講課過程中多次說到“相反的東西在一定條件下產生相成的因素”、“許多相反的東西,卻同時又是相成的東西”。他還引了“良藥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等成語。毛澤東在修訂《矛盾論》時為了行文的簡潔精煉,刪去了許多例子和上述成語,只是扼要地寫道:“我們中國人常說:‘相反相成。’就是說相反的東西有同一性。這句話是辯證法的,是違反形而上學的。‘相反’就是說兩個矛盾方面的互相排斥,或互相斗爭。‘相成’就是說在一定條件之下兩個矛盾方面互相聯結起來,獲得了同一性。”⑨

          毛澤東把唯物辯證法的同一性理論與中國傳統的“相反相成”結合起來,發揮了對立面之間在一定條件之下既互相對立,又互相依存、互相轉化的思想。在此后的實踐中,他尤其重視對立面之間在一定條件下的轉化,認為中國共產黨要發揮主觀能動性,積極創造條件,促進事物的轉化,達到革命的目的。重視對立面之間在一定條件下的轉化是毛澤東辯證法思想的特點之一,而這正是中國古代辯證法在現代的繼續和發展。

          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相結合的通常做法是在講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時列舉中國哲學、歷史、文化方面的例子以說明哲學原理的普遍真理性。這雖有助于讀者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的一致性,但若停留于此,就把博大精深的中國哲學僅看做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普遍原理的“注釋和證明”。“兩論”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相結合的根本要求,是將中國哲學的精華、中華民族的智慧融入馬克思主義哲學中,既使馬克思主義哲學根植于中華文化之中,又以之補充、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種結合不是簡單舉例說明,而是一種內在的形跡不露的自然融合,批判地繼承和發展。

          無論中國哲學,還是馬克思主義哲學,都包含不同的層次和方面。它們之間既有相通、一致,也有相異、對立。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傳統哲學兩者之間的結合也在不同的層面、方面展開。受毛澤東的理論和實踐的啟示,筆者將它們兩者間的結合大致歸納為以下五個方面:一是對中國哲學基本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如實事求是的唯物主義精神、自強不息的主體能動精神等;二是對中國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相通、相一致內容的吸取和發揮,如知行學說、矛盾理論、民本思想等;三是對中國哲學中特有而馬克思主義哲學中鮮有論及、甚至沒有論及的合理思想、命題、范疇和概念的吸取和改造,如認識主體修養論、直覺論等;四是從中國哲學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中吸取合理的有價值的思想,如中庸、誠、孝等;五是總結和吸取中國哲學發展的經驗教訓,如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等。⑩

          實事求是地講,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對中國的哲學知之不多,他們的哲學思想主要是歐洲哲學史的總結和概括。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應在馬克思主義哲學基礎上對中國哲學進行總結和概括,從而使自己的哲學思想體現出中國哲學的基本精神、中華民族的智慧和靈魂。青年學生讀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科書,不僅能從中了解一些中國哲學的知識,更重要的是能從中領會到中國智慧、中國精神和中國靈魂。要做到這一點,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家亟須系統而深入地研究中國哲學和中國歷史文化,體認和內化中國智慧、中國精神和中國靈魂。

          四、從具體的哲學問題入手,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

          毛澤東到抗大去講哲學決不是如施拉姆所想象的是為了獲取哲學家的名聲,(11)而是為即將開赴抗日前線的將士們做理論上的武裝。講一門課不同于作一兩次學術報告。作學術報告只須講自己研究的最新成果,最得意的心得體會,無須顧及學科的理論體系,而講一門課則必須要考慮該學科的基本內容和體系,要有一個講課的大綱和通盤的講授計劃。這就有了《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而“兩論”只是其中的兩節。

          “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范,但并不等于整個《講授提綱》已經達到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除“兩論”外,《講授提綱》其余部分雖然也有結合中國現實、中國歷史文化的內容,但主要是三本蘇聯哲學著作有關內容的“集粹”和“改寫”,創新之處并不很多。就整個體系講,雖然各“節”的標題用了“物質論”、“運動論”、“意識論”、“真理論”等中國表述形式,但基本框架和內容則來自蘇聯教科書。(12)毛澤東不是專門的哲學家,也無意去精心創建自己的哲學體系,他只是發揮自己的所長,在實踐學說和矛盾論這兩大方面上結合中國革命經驗和中國哲學文化進行闡發。因而,除“兩論”以外,整個《講授提綱》并沒有達到中國化的水準。這也是毛澤東只把“兩論”修訂后收入《毛澤東選集》的根本原因。“兩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的典范而《講授提綱》其余部分并未中國化的事實告訴我們,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是一項艱難的、長期的事業。

          任何個人都難以超越時代的制約。與同時代的中外哲學家一樣,那時的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認識,也囿于蘇聯20世紀30年代教科書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體系。到了1956年蘇共二十大以后,他在反思和總結無產階級專政歷史經驗時,開始對斯大林的哲學思想提出批評。到20世紀60年代前期,他則明確提出了改造現行哲學體系的任務,批評哲學家搞的是“洋哲學”,自己則是“土哲學”。對于如何改造哲學體系,他提出了原則性的意見:哲學就是認識論;物質可以變精神,精神可以變物質;辯證法只有一個基本規律——對立統一規律,質量互變、否定之否定和現象本質、形式內容等范疇,應在對立統一規律指導下予以說明;人類歷史是一個不斷地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發展的歷史;哲學家要到實際中去,以社會為課堂,搞實際哲學;讓哲學從哲學家的課堂上和書本里解放出來,變為群眾手里的尖銳武器等。但此時他心中的頭等大事則在“反修防修”,加之年事已高,因而已難以完成哲學體系改造的任務。筆者以為,毛澤東改造哲學體系的具體意見自然可以商榷,重要的是他提出了改造哲學體系的任務,為完成這一任務指明了方向。

          自20世紀80年代起,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變革已成為時代的趨勢和我國大多數哲學家的強烈要求。許多學者依據自己的研究的興趣和擅長,提出了諸多不同的主張。近30年來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變革已取得顯著成果,呈現百家爭鳴的態勢,對此要加以充分肯定。但也存在兩點不足:一是許多學者只注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時代化,忽視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對西方哲學借鑒有余,結合中國實際尤其是在吸收中國傳統哲學的精華方面不夠;二是注意了體系的建構,忽視了具體內容的中國化,從而顯得空泛。多數研究者僅僅停留在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新體系的主張或構想的闡釋上,有的甚至停留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稱謂的爭論上,少有將自己的主張或構想具體化為新的哲學體系。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進展不盡如人意的原因之一。

          當代中國和世界正處于深刻的大變革之中。為適應時代的變革,馬克思主義哲學正處于自我革命中。一個哲學的體系是哲學思想的存在形式,新的體系要有新的內容,沒有新的具體原理的中國化,也就很難有整個體系的中國化。因此,不能停留在新體系的一般主張上,而是要進而重視具體哲學問題的中國化研究,在具體原理的中國化的基礎上建構起新的體系。

          五、把哲學變成民族的事業

          哲學是一個民族的靈魂。中華民族具有重視哲學的傳統。毛澤東在青年時代的通信中就認為,哲學是探究“大本大源”之學,改造中國宜從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入手。“欲人人依自己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學不可。”(13)青年毛澤東提出“普及哲學”的主張是遠見卓識。更為可貴的是,他一生都在堅持和追求這一理想,由此對中國共產黨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毛澤東在接受馬克思主義后更加重視哲學的研究、普及和運用。他在抗大講哲學時精辟地說明了辯證法唯物論是最正確和最革命的宇宙觀和方法論,是無產階級獲得解放的精神武器、領導干部的必修科目。為了普及哲學,讓一般的干部都能掌握和運用,毛澤東在講授哲學、寫作“兩論”時注意結合實際,深入淺出,簡潔明了,通俗易行。他指出,唯物辯證法是一種完備的深刻的科學,但它并非如有的人所說的“深奧難懂”,“一般人沒有學會的可能”;“辯證法之所以使人覺得困難,是因為沒有善于講解的辯證法書。”“所謂善于講解的書,在于以通俗的言語,講親切的經驗”。他很謙遜地寫道:“我這個講義也是不好的”,希望將來能寫出一本好書,“但要依研究的情形才能決定”。(14)

          中國化馬克思主義應具有“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15)大眾化的著作不一定就能做到更高意義上的中國化,但真正中國化的著作則應具有大眾化的特點。“兩論”體現了中國化和大眾化的內在一致,問世后即受到廣大干部和民眾的歡迎。根據現在搜集到的資料匯總,包括“兩論”在內的《講授提綱》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公開出版、印行過20多次。新中國成立后,“兩論”成為干部和人民群眾學哲學、用哲學的基本教材。

          抗大講授哲學之后,毛澤東在繼續研究哲學的同時大力提倡和組織干部學習哲學。1938年9月,在他的提議下,延安成立了“新哲學會”,普遍開展學哲學活動。延安新哲學會的成立也推動了各抗日根據地的哲學學習。哲學是馬克思主義科學理論體系的基礎和精髓。因此,毛澤東把組織干部和黨員學哲學、用哲學置于黨的思想理論建設的首位。1941年9月,他把“思想方法論”規定為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學習的主要內容。(16)延安整風運動是一次普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習運動,提倡唯物論辯證法,反對主觀主義。許多干部學習了哲學,提高了修養,終身受益。在這方面,陳云具有代表性。他曾語重心長地對黨中央領導同志說:“要把我們的黨和國家領導好,最要緊的,是要使領導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對頭,這就要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17)重視哲學已成為我們黨的優良傳統。

          馬克思曾指出: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因此必然會出現這樣的時代,那時哲學不僅從其內容來說,而且從其表現來說,都要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相接觸并相互作用。到那時,“哲學正變成文化的活的靈魂,哲學正在世界化,而世界正在哲學化”。(18)毛澤東號召:哲學要走出書齋,走出課堂,變為人民群眾手里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古人說:“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周易·系辭上》)通俗易懂的著作使人容易掌握,簡要明了的理論使人容易實行。毛澤東歷來反對煩瑣哲學。世界處處有矛盾,生活事事有哲學。他善于結合工作、學習和生活講哲學,將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現象加以哲學的說明,對工作中的經驗教訓進行哲學的總結。他有很好的文學修養,善于用具有中國特點的、通俗的、為廣大民眾所熟悉的語言來闡發和表達深刻的哲理。他提出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調查研究、實踐出真知、多想出智慧、一分為二、兩點論、兩分法、壞事變好事、分析矛盾、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抓主要矛盾、抓典型、為人民服務、群眾路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等概念、命題、思想已普及于干部乃至一般群眾。

          海涅曾說過:“德國被康德引入了哲學的道路,因此哲學變成一件民族的事業。”(19)我們完全有理由說,經毛澤東的大力提倡,哲學已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事業和中華民族的事業。在毛澤東及其哲學思想的影響下,中國共產黨內涌現出一批具有哲學修養的治黨、治軍、治國的政治家、理論家和軍事家。在20世紀50-70年代,出現了群眾性的學哲學、用哲學的運動。大慶人靠“兩論”起家,克服各種困難,開發和建成了現代化的大型企業。(20)著名科學家李四光、錢學森等均自覺運用“兩論”指導自己的科學研究,為我國的科學事業和現代化建設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李瑞環、倪志福等靠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尤其是“兩論”,由一名普通青年工人逐漸成長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文革”結束后,鄧小平、陳云提出要學習哲學,特別是學習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學習“兩論”。中共中央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突出了哲學思想在整個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中的地位,專門寫了“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該《決議》把“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概括為實事求是、群眾路線和獨立自主三個方面,并分別加以簡明扼要地論述。《決議》認為,毛澤東的哲學著作,“從總結中國革命的經驗教訓中,深刻地論述和豐富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和辯證法。”在該《決議》的推動下,全黨出現了學習毛澤東哲學著作的熱潮。李瑞環在談到自己學習哲學的體會時說,“把‘兩論’作為學習哲學的主要內容,是哲學入門的一個有效的途徑。”“在‘兩論’指導下中國革命和建設取得成功的事實,是大家所熟悉的。大慶就是靠‘兩論’起家的。我認為,當前學哲學仍然可以提倡從‘兩論’入手。”(21)“兩論”的基本思想己融入中華民族的社會生活和精神世界,成為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哲學并非萬能,倘若不能正確地運用,就會犯錯誤,以致帶來巨大損失。毛澤東晚年犯嚴重錯誤的思想根源就是他違反了自己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陷入嚴重的主觀主義。“文化大革命”結束后,我國的哲學家、理論工作者正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論為武器,批判教條主義,批判個人迷信,開啟了20世紀中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為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的到來做思想理論準備。以鄧小平、陳云等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用毛澤東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思想來糾正毛澤東晚年的嚴重錯誤,大膽試、大膽闖,以“三個有利于”為標準(即是否有利于發展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綜合國力和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水平作為判斷黨的一切工作的主要標準),破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的理解,破除了僵化的社會主義模式,在實踐中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新階段。

          馬克思主義哲學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解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事業提供了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人生觀和價值觀指導,而它自身也在中華民族走向獨立和復興的歷史進程中逐漸地中國化,形成了新的形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實踐理論、生產力理論、認識理論、矛盾理論、價值理論、人學理論、文化理論、社會發展理論、生態文明理論等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我們應繼續沿著“兩論”所指出的方向,堅持不懈地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和現實化,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繼續提供科學指導。

          【注釋】

          ①斯諾:《西行漫記》,董樂山譯,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第65—68頁。

          ②列寧:《黑格爾〈邏輯學〉一書摘要》,《列寧全集》第5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66頁。

          ③李公樸:《〈哲學講話〉編者序》(1935年12月),《艾思奇全書》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90頁。

          ④毛澤東:《致葉劍英、劉鼎》(1936年10月22日),《毛澤東書信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0頁。

          ⑤參見許全興:《〈大眾哲學〉與〈實踐論〉》,《為毛澤東辯護》,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第222—230頁。

          ⑥參見毛澤東在1921年1月3日新民學會新年大會上的發言。《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二號,1921年1月),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新民學會資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8頁。

          ⑦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8頁。

          ⑧毛澤東:《〈倫理學原理〉批注》(1917-1918),《毛澤東早期文稿》,長沙: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245、269—270頁。

          ⑨毛澤東:《矛盾論》,《毛澤東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3頁。

          ⑩參見許全興:《馬克思主義哲學與中國哲學相結合的思考》,《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3期。

          (11)施拉姆:《毛澤東的思想》,田松年、楊德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62-63頁。

          (12)許全興:《全面評價毛澤東的〈辯證法唯物論(講授提綱)〉——兼析施拉姆對毛澤東的非議》,《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2年第11期。

          (13)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5—87頁。

          (14)毛澤東:《辯證法唯物論提綱》,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42—43頁。

          (15)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1938年10月14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4頁。

          (16)毛澤東:《致中央研究組及高級研究組》(1941年9月29日),《毛澤東書信選集》,第189頁。

          (17)陳云:《身負重任和學習哲學》(1987年7月17日),《陳云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0頁。

          (18)馬克思:《〈科隆日報〉第179號的社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0頁。

          (19)海涅:《論德國宗教和哲學的歷史》,《論德國》,薛華、海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年,第307頁。

          (20)1964年12月,周恩來在第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說,大慶油田的建設,“是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的典范,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兩論起家’,就是通過大學《實踐論》和《矛盾論》,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去分析、研究、解決建設工作中的一系列問題。”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9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412頁。

          (21)李瑞環:《學哲學,用哲學》(上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0—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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