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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小平年譜》摘抄(三)——“大鍋飯”與“七八百萬”

        作者:識丁老頭乙抄 發布時間:2018-10-07 08:34:56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大鍋飯”與“七八百萬”

          一,“大鍋飯”

          1978年9月20日

          上午,聽取林乎加、黃志剛、閻達開、范儒生、胡昭衡等匯報,和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副政治委員羅應懷、天津警備區政治委員曹中南匯報。在談話中指出:……。我們過去是吃大鍋飯,鼓勵懶漢,包括思想懶漢,管理水平、生活水平都提不高。現在不能搞平均主義。

          1979年10月8日

          上午,出席中共中央召開的各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在談到擴大企業自主權問題時說:擴大企業自主權要加一條,搞得不好的要淘汰。首先是人員的淘汰、更換,還有企業整個淘汰。現在吃大鍋飯的還有一大批呀。人浮于事,工廠難于處理多余的人,我們也難于處理。擴大了企業自主權,企業就要算經濟賬,人浮于事的問題就能解決了。

          1980年7月17日—20日

          在武漢期間,聽取胡耀邦、趙紫陽、姚依林匯報制定“六五”計劃和長遠規劃的一些基本設想。在談到體制改革問題時說:國務院要取消好多個部,這是一場很大的革命,體制改革就從這里入手。體制改革,核心是搞好專業化,搞公司。公司完全按照經濟辦法搞,要有獨立經營權、用人權。要用經濟的辦法管理經濟,不然就是吃大鍋飯。要搞董事會,或者聯合委員會,定大政方針,起監督作用。在用人問題上,要讓能干的上來,不能干的淘汰。

          1980年9月14日

          內上午,會見竹入義勝率領的日本公明黨第九次訪華團。指出:……。通過改革,克服吃大鍋飯的弊端。吃大鍋飯,就是干不干一個樣,干得好干得不好一個樣。

          1981年11月19日

          上午,會見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政治執行委員會委員、政府第一副總理揚·丁卡。指出:……。過去把吃大鍋飯理解為社會主義,農民的眼睛就看著國家,困難了,靠國家補助。

          1981年12月12日

          上午,會見意大利天主教民主黨副書記、意中經濟文化交流協會主席維托里諾·科隆博。在回答中國與梵蒂岡的關系問題時指出:……。以前我們犯過平均主義、吃大鍋飯的錯誤,影響了生產力的發展。

          1983年6月18日

          上午,會見參加一九八三年北京科學技術政策討論會的外籍專家,并回答專家們提出的問題。……。在談到中國經濟改革時說:打破“大鍋飯”的政策不會變。工業有工業的特點,農業有農業的特點,具體經驗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則是搞責任制,這點是肯定的。這個談話的一部分已收入《鄧小平文選》第三卷,題為《路子走對了,政策不會變》。

          1984年2月14日

          和王震、陳丕顯等聽取陳國棟、胡立教、楊堤、阮崇武等匯報。……。在談到建筑體制問題時指出:現在我們的建筑體制,特別是住宅的建設,住房商品化,一下子還改不過來。我們的建筑施工速度慢得很,像蝸牛爬。深圳蛇口因為采取責任制,建筑速度快,幾天一層樓。建筑隊伍還是那些人,只是辦法改了一下。我們的一些制度要改,吃大鍋飯不行。

          1986年3月28日

          上午,會見新西蘭總理兼外交部部長戴維·朗伊。……。在介紹國內情況時指出:我們的政策是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以帶動和幫助落后的地區,先進地區幫助落后地區是一個義務。我們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根本目標是實現共同富裕,然而平均發展是不可能的。過去搞平均主義,吃“大鍋飯”,實際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貧窮,我們就是吃了這個虧。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義,打破“大鍋飯”,現在看來這個路子是對的。……。

          1986年5月20日

          上午,會見澳大利亞總理羅伯特·霍克。在談到改革時指出:……。我們過去的經濟工作背著沉重的大包袱,國家把什么都包起來,下面的積極性發揮不了。企業沒有經營管理的自主權,一切靠國家計劃,沒有主動性,吃“大鍋飯”。企業沒有權利,也就沒有義務,權利和義務都在國家手里。企業對生產的好壞不承擔責任,包袱都由國家背起來。如果改革成功,就可以放下包袱,輕裝前進。

          二,“七八百萬”

          1981年5月1日

          上午,會見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前總統、自由民主黨名譽主席瓦爾特·謝爾一行。在談到中國國內就業問題時指出:……。要擴大和改造服務業,這樣每年可以安排七八百萬人。……。

          1981年6月12日

          上午,會見阿迪薩·阿金洛耶率領的尼日利亞民族黨代表團。在介紹中國國內情況時指出:現在中國有近十億人口。娃娃們長大了要就業,一年就有七八百萬。世界上都在談就業問題,我們這里就更復雜。人口多的大國有一定的優越性,但是困難也很多。我們把計劃生育問題當作一個戰略問題,試圖在較短的時期內使人口年增長率不超過千分之五至六。

          1981年12月8日

          上午,會見香港環球航運集團主席包玉剛、副主席李伯忠。指出:……。現在國內的主要問題:一是就業壓力大,國家每年要安排七八百萬人就業。二是知識不夠。我們這樣大一個國家,僅司法人員、經濟警察就需要一兩百萬,但一時培養不出來。

          1983年5月22日

          上午,會見阿內羅德·賈格納特率領的毛里求斯政府代表團。在談到國內經濟問題時說:中國人口眾多,經濟比較落后。每年達到就業年齡的就有七八百萬之多,解決這么多人的就業問題是不容易的。當然,我們的就業問題和歐美、日本的情況不一樣。搞單一經濟有很多問題不好辦,很難解決就業問題,很難擺脫世界經濟危機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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